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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总理批示,郑筱萸都不理

  郑筱萸(资料片)

  2007年1月13日,凤凰卫视的杨锦麟在节目中点评:“反腐的风暴正在席卷神州大地,今年的重点就是民生领域要纵深发展,而医药系统可能是个重灾区……高纯的案子三任总理有批示,但敌不过药监的独立王国……”

  高纯是原江南最大一家抗生素制药厂的制剂室主任,因举报自家企业新药造假而捅了马蜂窝。

在被扫地出门后,又连续多年被剥夺“执业药师考试”资格,只得离开了医药行业。

  举报者骂郑筱萸

  “你是第一贪官”

  “我从1995年至今从未停止过署名举报。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我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送挂号信100多封、特快专递42封、电子邮件400多封,发送电报两次,拨打电话500多次,去访21次,其中8次是在局长接待日。每次电话询问回答都是领导很重视,正在调查处理之中,局领导每次都表示新药做假案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但至今没有结果,我打算节后再去一趟。”高纯说。

  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起诉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之后,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的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勃然大怒:“你是第一神经!”高纯也拍案而起:“你是第一贪官!”

  明码标价

  卖资料卖证书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医药企业拿到了“新药”指标就等于获得了单独定价的权力,自然对新药趋之若鹜。据统计,国家药监局近年来每年受理报批的新药都达万余种,形成了一条“绿色通道”。在药厂负责为新药注册“跑外线”的高纯熟知其中奥秘。“所谓新药,大部分都是低水平重复的‘换马甲药’,改一下外包装就成自己研发的产品了。”

  高纯透露:“当一家企业递交了申报新药资料后,就有国家药监局负责注册的官员将资料拿出来转卖给其他企业。”

  跟高纯单线联系的药政官员是王蕾(化名)。高纯告诉记者:“王蕾卖资料的收益来自于两部分,一是通过技术转让的形式跟企业签订合同,另外就来自于我们直接送的‘土特产’。据我所知,天津一家制药厂的申报新药资料,王蕾就转卖了3家企业。”

  据高纯所言,他塞给王蕾的还是小钱,大钱都是由他们老板直接送给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每次没有几十万根本见不了他的面。”

  “买资料还需审批,太费周折,现在简便得多了,直接买注册证书,有了证书就能投产。药监局明码标价,快的是多少钱、慢的是多少钱,决不含糊,企业都提着现金等候召见,绿色通道变成了‘黑’色交易大厅。一个普通新药的证书叫卖到200多万元,好一点的1000多万元,‘换马甲药’便宜,5万元到20万元。有一家企业一个星期报了两个新药。”

  举报造假11年

  药监局不作为

  1995年2月,高纯所在企业的药研所所长罗永清从上海一个药研人员手中买了一种叫“盐酸特拉唑嗪”的进口成药,令科研人员将该药片剥出,不做试验,直接换个瓶子冒充科研新药送检省药管部门。“这些药片上有生产厂家的防伪标志,送检肯定不合格,没想到3月28日,盐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剂真的通过了新药临床前审评。”

  1995年5月,高纯一封署名举报信将罗永清作假过程告了个底朝天,还同时举报了克拉霉素原料、克拉霉素片剂、环丙沙星胶囊三种新药有作假行为。

  “5月20日药政系统有人与罗永清商定,准备将存放于省药检所的假样换掉,然后状告我诬告领导、破坏生产。幸好一位正直的朋友偷偷打电话通知我有牢狱之灾。”急红了眼的高纯跑到药检所就吼:“假样就在化学室主任的倒数第二个抽屉里,一共是6瓶,标签是我们厂的。谁要把它换了我就跟他拼命!”

  1995年8月21日,该省药政局经过调查证实,这家制药厂药物研究所在新药盐酸特拉唑嗪片的研制中存在严重的弄虚作假,已取消了其临床申报资格,但对另外三项举报并未作出处理。来自国家药监局的材料显示原因是“尚未发现作假行为”。

  高纯表示:“因为我受到了威胁,最后只坚持了1项作假必须确认,其他3项的样品都被换掉了。”

  高纯的不依不饶被一些药监官员视为“纠缠”。“他们指责我不应该举报,损害了企业的利益。”

  三位总理批示

  郑筱萸都不理

  但高纯认为药监系统内部还是有不少热心的官员。为了等候局长接待和处理结果,2000年寒风凛冽的早春三月,一贫如洗的高纯曾露宿在国家药监局大门旁的西直门立交桥下,度过了难忘的24天,是一位负责信访接待的任老师给他饭吃和热水喝。

  “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位总理都对我的举报批示要严肃查处,任老师还把我的案子做成专题送到郑筱萸处。”

  材料就放在郑筱萸的桌子上,任老师跑了3趟,郑筱萸都没有任何表示。他只好回来对高纯说:“我无能为力。”

  “当年药政调查组的成员中有人将我举报的材料内容、证人及检举人姓名告诉了我们所长。先是勒令我停工、强制下岗、停发工资、威胁开除,后又被公司领导打成骨盆骨折、耻骨联合分离,移位约0.5厘米,最后一纸文书将我踢出了厂门。”高纯如今在广州打工、一贫如洗。

  药监局渎职

  比造假更可怕

  “国家药监局渎职、不作为的‘示范效果’比企业造假更可怕。”“打假医生”陈晓兰告诉记者。她和高纯一样,举报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也有近10个年头。在3年9次局长的接待、自费往返北京30余次举报同类的假冒伪劣医械无果的前提下,不得不决定起诉国家药监局的“行政不作为”,并于2006年7月24日上诉至北京市高法行政庭。

  陈晓兰怀疑某些监管人员已与许多生产企业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前期审批已经放水,后期监管、执法只有两个字:真难。

  2006年陈晓兰又发现了一种在民营医院已经普及的假劣器械“恒频磁共振治疗仪”,但药监的查处只是让企业自己撤销注册号,并未进行处罚。“这意味着新的不让生产了,旧的仍然在使用。医疗器械没有淘汰制,如此便可以一直使用下去,继续欺骗患者。”

  还有受害者向记者投诉:“未经注册便投入临床使用的核放射粒子,在致我母亲死亡、我不断举报上访的情况下,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一位官员仍然给了它合法身份,后来虽然偷偷撤销,又以药品的名义给它进行了重新注册。”

  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上万名美容者终生痛苦的注射隆胸产品“奥美定”直到2006年4月30日才被取缔。早在2003年1月,国家药监局便发文规定只有“三级甲等”医院才能继续使用注射隆胸术。但“奥美定”最大的使用机构深圳富华美容医院并不属于三级甲等医院,并对深圳药监局的整改通知完全不予理睬。当时的国家药监局器械管理司司长郝和平甚至给深圳药监局打了一个电话,说富华情况特殊。

  (据《新民周刊》)

  传言:

  郑筱萸畏罪自尽

  在1994年出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之前,郑筱萸曾任浙江杭州一家制药厂的厂长,并于1998年3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出任国家药监局第一任局长。

  2005年6月22日,年届六十的他黯然去职,转任中国科协旗下中国药学会的理事长,已经淡出公众视野许久,此次“旧事重提”颇令观察人士感到意外。“本来以为他那一页就此揭过了,没想到药监系统大规模的整顿正在酝酿。”

  药监系统日前有传言郑筱萸已经畏罪自尽。记者向国家药监局一位官员求证,他没有正面回答:“造了多少孽,郑筱萸自己心里最清楚。”

  内幕:

  “铁三角”陨落

  2006年1月12日晚上,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被“双规”,进而被批捕。同时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和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被刑拘。2006年11月28日,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因受贿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6年12月25日辽宁省药监局原局长张树森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因为郝和平和曹文庄都先后担任过郑筱萸的秘书,媒体不免猜测二人在受审期间举报了郑筱萸。还有一个版本称直接原因是郑筱萸妻儿在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口代理中有违规行为,损害了竞争对手利益,从而被告发。

  而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铁三角”落马的导火索是外国一家制药公司举报了几家企业向中国国家药监局行贿20万欧元。“国家有关部门得知后果断采取了行动。还有一个原因是2005年11月间,广州一家代理药品注册申报的企业老总被检察机关刑拘,交代出大批在药品注册报批过程中涉嫌行贿受贿的官员及专家名单,其中涉及郑筱萸收取巨额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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