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杜鹏访谈
中国老龄化未必会出问题
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陈冠丹 潘爱娟
1月11日,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公布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中国的计生政策实行了近30年,应不应该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中央政府维持现有的计生政策是出于什么权衡考虑?如何应对受计生政策影响、在30年后将摆在我们面前的老龄化问题?就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杜鹏教授。
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期
南都周刊:新近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仍旧提出要千方百计地稳定低生育水平,与之前的计生政策相比,这方面没有变化。政府仍旧维持原来的计生政策是出于什么考虑?
杜鹏:中国现在还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也是第四次人口增长的高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现在即将进入婚育期。再有一个是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两个孩子。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中国还存在生育率进一步提高的趋势,或者说反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还是要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
南都周刊: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大概是1.7到1.8,而维持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应该是2.1,如果维持目前的计生政策不变,30年后中国的人口构成比例是怎样的?
杜鹏:我做过一个预测,到2050年,如果维持1.8现在这样的生育率,中国的总人口数大概在15亿以内,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大概是4.3亿多,占总人口的比例是31%,14岁以下的青少年的比例大概是15%,其余的是中青年。
南都周刊:现在不及时调整人口政策,到那时的人口构成结构合理吗?会不会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杜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结构会不断地老龄化。一些国家没有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出现了老龄化,而且现在比我们要高得多。实际上,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达到27%了。老龄化社会会产生一些问题,但它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一种状况。很难说有一个比例来判定合理与否。总的来说,没有一个国家,由于人口的老龄化而导致经济停滞。如果国家的收入保障制度完善,各方面的社区服务跟上配套,这一问题可能就不难解决。如果那时,中国还是像现在这样的社保制度,社区服务也没有大发展,那这一问题就可能会凸现出来。
南都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近30年参与全球化分工,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实际上是以劳动力数量庞大、价格低廉的“人口红利”为基础。这是不是跟计划生育所依据的“人的生产要和物质的生产相适应”理论相矛盾?
杜鹏:这不一定是矛盾。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从人口结构角度来算的,它并不是在说人口的数量。人口红利,说穿了就是人口的抚养比,是以现在的劳动年龄的人口作分母,以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这一非劳动力人口为分子,它们之间的一个比。中国现在正处在人口红利期,也就是抚养比已下降到50%以下。这一红利期会持续到2030年左右。当然这只是从比例上说的,能否实现红利,还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是不是充分就业,是否还存在很多剩余劳动力,中国现在的农村和城市,还存在就业不充分问题。另一方面是红利期过后,抚养比在高于50%之前,是否充分地利用好了这一时期,为抚养比的上升打好基础。打好基础包括社保的改革、医疗服务的保障、社区服务的发展等,这两个方面做好了,才能真正叫利用了人口的红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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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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