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梅案帮助者感言:没有赢家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图)

　　贺绍强夫妇争夺女儿的官司打了整整七年，在这七年中，很多好心人向这对夫妇伸出了援手。《新闻晚报》记者专访了帮助贺绍强夫妇募集捐款的黄净、为贺家出谋划策的岳东晓，以及免费为贺家打官司的美国律师戴维·希格尔，三人都说，贺梅案的最终结果让他们倍感欣慰。

　　身陷窘境决定寄养女儿

　　贺氏夫妇夺女一案从2000年开打，而住在孟菲斯的黄净是从2002年2月起开始关注这一案件，他也是最早支持贺绍强夫妇的华人之一。黄净说，贺绍强最初并不愿意向别人公开自己的处境，大家对贺梅被寄养一事只是有个模糊的了解。

　　贺绍强1995年持留学签证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读研究生，出国前是大学英语教师。1998年，贺绍强研究生毕业，转到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同一年，就在贺绍强的妻子罗秦怀孕时，一名中国女留学生控告贺绍强对其进行性骚扰。在性骚扰案尚未得出结论之前，贺绍强就读的学校取消了他的奖学金，并中止了他的学业。

　　1999年1月28日，贺绍强夫妇的长女贺梅呱呱坠地。失去经济来源又面临法律诉讼的夫妇俩决定把女儿寄养到他人家中，等性骚扰的官司完结后再把女儿接回。

　　为了保险监护权被转交

　　通过当地的教会组织“第二长老会”，贺绍强夫妇将还没满月的贺梅寄养给了贝克一家，为期三个月。当时，贺家对伸出援手的贝克家充满了信任和感激。

　　三个月的寄养期很快过去了，然而，贺家却还没有做好把小贺梅接回家的准备。这时，贝克家提出，小贺梅没有医疗保险，这在美国是很严重的问题。贝克家建议，可以让小贺梅加入他们家的医疗保险，但前提是必须把孩子的法律监护权从贺家转到贝克家。贺绍强夫妇采纳了这一建议，并签署了协议。

　　黄净说，他曾经看到过这份协议的复印件，协议写的非常简单———“贺绍强夫妇把贺梅的监护权交给贝克夫妇”。“监护权分两种，一种是寄养，生身父母可以在寄养期满后领回孩子，”黄净解释说，“另一种是领养，生身父母不能领回孩子。”

　　当时对贝克夫妇的好意心存感激的贺绍强和罗秦没有想到，这样一份没有加上监护权转移期限、模棱两可的协议会让他们陷入长达7年的“夺女战”。

　　寻求帮助支持者遭遇压力

　　贝克夫妇高薪聘请了曾任联邦法官、在司法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知名律师拉里·帕里希。帕里希不仅要求移民局驱逐贺绍强夫妇，当罗秦在法庭上情绪失控时，帕里希还指责她精神失常，导致罗秦两次被投入监狱。同时，在帕里希的影响下，2002年2月，法官向贺绍强夫妇提出一系列要求：不得向其他人、尤其是记者透露案情；不得看望贺梅；没收由贺绍强保管的贺梅的美国护照；缴纳1.5万美元押金……

　　在遭遇了这样的待遇之后，贺绍强夫妇的处境更为艰难，他们开始主动寻求各界的帮助，黄净和他的几位朋友就是在此时介入了这一案件。

　　回忆起当初的决定，黄净说，他不是没有犹豫过，毕竟贺绍强曾被指控过性骚扰中国女同学，将孩子送给别人寄养也不是个明智的决定。“我们和贺绍强夫妇、和教会的人都谈过，也曾经调过案件的材料来看，我们认为，虽然贺绍强有缺点，但他是一时糊涂，他不应该承担失去女儿的痛苦。我们支持贺绍强夫妇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这样的判决从伦理上来说不人道，从法律上来说不合法。”

　　黄净说，贺氏夫妇争女案的情况被披露后，一时间出现不少流言，连他们这群支持者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的孩子和小贺梅同龄，他们出生的时间只相差两个月。我看到贺梅时，会想到我自己的孩子，这也是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

　　矛盾爆发两家分别上诉

　　协议签署之后，贝克家开始阻拦贺绍强夫妇探望贺梅。2000年5月，贺家向法院提出要收回孩子的抚养权，但法官拒绝了贺家的请求。

　　小贺梅两岁生日当天，两家的矛盾达到顶峰。当时，罗秦想带着孩子去照相馆照张全家福寄回中国，但贝克夫妇不允许，还叫来了警察。警察警告贺绍强与罗秦，“再来这儿就把你们送进监狱”。

　　就在贺绍强夫妇被贝克家扫地出门的同时，贝克家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诉讼事宜。2001年6月，贝克夫妇起诉贺绍强夫妇抛弃孩子。在田纳西州，亲生父母4个月不探望孩子就算抛弃孩子，而此时，距离贺绍强夫妇上一次探望小贺梅正好5个月。

　　挺身而出律师免费打官司

　　在黄净等人的支持下，向贺绍强夫妇提供帮助的人越来越多———寄来捐款的、前往法庭旁听的、为贺家出谋划策的……在这些好心人中，有一个名叫戴维·希格尔的律师，在听说了贺绍强夫妇的遭遇之后，他决定免费为他们打官司。

　　“在了解了这个案子之后，我非常震惊，”希格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法庭提出了一大堆要求，甚至还要他们缴纳1.5万美元的押金。我认为，我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帮他们打赢这场官司，所以我愿意不收任何费用为他们争取公平的判决。”

　　律师费算是省下了，但复印材料、购买庭审记录、支付证人食宿等都需要花钱。黄净和朋友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基金会，管理来自全球的捐款。

　　晴天霹雳孩子判给养父母

　　2003年，贺绍强的“性骚扰案”了结，法庭宣布他无罪。2004年，孟菲斯巡回法庭审理贺梅监护权案。黄净说，主审此案的法官每天审理的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这让他们以为，法官能公平公正地做出决定。

　　在法庭预定公布审理结果的当天，贺绍强夫妇正和他们的支持者聚集在旅馆里等待好消息的时候，他们却在电视看到了案件宣判的新闻———法庭不但把贺梅的监护权判给贝克夫妇，还剥夺了贺绍强与罗秦的父母权。法官认为，贝克家的生活条件明显地更适合贺梅成长。

　　黄净说，得知这一判决时他很难过，“这对孩子的伤害非常大。贺梅长大后，会在报纸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当她发现自己的生身父母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她会怎么想？”希格尔也说，这样的判决让他感到震惊，“判决在全美引起了争议，绝大多数人对此持反对态度。”

　　主动出击驳斥对方歪理

　　2006年4月，田纳西州高等法院接受了贺绍强夫妇的上诉申请。这时候，贺家的优势开始逐渐显现，在这个过程中，一名来自中国湖南的物理学博士岳东晓功不可没。贺绍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岳东晓是用“孙子兵法”和法官打交道。而岳东晓自己则说，他不过是灵活地运用了法律和事实。

　　贝克家的律师称，贺绍强夫妇故意遗弃孩子，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证据就是贺家没有支付过孩子的抚养费。而岳东晓从贝克家的陈述中找出了破绽，“贝克家曾说过，从签定转交监护权的那一刻起就负担起对孩子的所有责任，”岳东晓对本报记者说，“这意味着，贝克家认定贺家对孩子的责任是零，也就是说，他们自动放弃了向贺家要求抚养费的权利。”

　　就是这样，贝克家保留孩子的理由被岳东晓一一驳斥。在高等法院庭审期间，岳东晓还帮助贺绍强起草了一份文件，请求高等法院直接宣判孩子的父母权和监护权。“如果只把父母权判给贺家，这对贺家来说不过是张空头支票，”岳东晓说，“因为之前的审判中已经认定两家签署的监护权转移协议有效。只有同时宣判父母权和监护权，孩子才能回到贺绍强夫妇身边。”

　　峰回路转终于夺回抚养权

　　今年1月23日，纠缠了7年的官司尘埃落定，贺绍强夫妇终于夺回了女儿的抚养权。希格尔说，这个结果无论对贺家还是美国的司法体系，都有重要的意义。“对贺家来说，他们要回了他们的女儿。对美国这样一个‘案例法’国家来说，贺梅案也许会为以后的同类案件确定审理原则。”

　　黄净说，听到贺家夺回女儿的那一刻，“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黄净现在考虑的，是给每个向基金会捐过款的好心人写封信，告诉他们捐款的用途和案子的情况，“案子了结了，也该给他们一个交代。”

　　希格尔表示，贝克夫妇即使上诉，法院也不太可能会接受他们的诉状，现在的关键在于贝克家和贺家要在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让小贺梅尽快适应在贺家的生活。

　　没有赢家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回想起帮助贺家打官司的这几年，黄净和岳东晓都说，他们变成了半个法律通。岳东晓说，他现在能像律师一样写报告，甚至还有人会向他求教法律问题。而黄净则说，这个案子其实没有一个赢家，“贺家把孩子拱手相让，他们对这个错误要负主要责任。而用拆散他人家庭的方法来‘爱’孩子的贝克家也有错。孩子总是和亲生父母一起生活比较好，这是常识性的，任何与之相违背的做法都应该避免。”

　　贺梅和贝克家的小女儿相差一岁，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如今，贺梅将被送还给贺绍强夫妇，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姐妹正面临着分别。“这对贺梅肯定有伤害，”黄净说，“在这个案子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受伤害最深的，就是贺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