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在继续,上海当代艺术馆的纪录片放映活动进入第二场,昨天下午是《盛夏的果实》。
在一个炎热交织雷雨的夏天里,一个女孩孤独地长大了。离异的母亲和后来的家庭不愿意接纳她,作为法定监护人的父亲则失踪四年了,唯一真正爱她的祖父已经去世,还在照看她的只有居委会的一位阿姨。
拼图其实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出现在片中的,虽然导演柯丁丁和郭静在放映后的讨论中表示,这个部分也许完全可以去掉而不影响片子的分量。在记者看来,保留却更好。因为在拼图这个青春的物象中,小女孩能够把散漫的时间和事件整理出来,同时这也包含了离散的碎片趋向完整的隐喻。
整部片子看起来也有一丝拖沓冗长的感觉,136分钟的片长可能变成100分钟更加恰当。导演在情节上多出了一些不必要的枝杈,辅线的铺展有些收不回来或画蛇添足了。这一点,在讨论中导演自己也承认了。不过毕竟这部纪录片完成于四年前,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第一次做纪录片的青涩。另外,大量的长镜头、场景对话和过长的情绪捕捉镜头,显示了当时导演在后期剪辑时对素材取舍还不够果断,想要的、想表达的可能太多了。
除了这两个瑕不掩瑜的小缺点,这部纪录片显得很完美。它并不总是灰暗的,小女孩时不时会显出苦中作乐的诙谐,居委会大妈的行为举止也带有保守善意的人们身上特有的某种波普色彩,一些人物在镜头前表现出了十分生活化的喜剧效果,这些是片子的亮点。对于导演来说,这都是拍摄过程中的意外惊喜,是无法预设的收获。
那么,纪录片导演是否只要将摄像机架设在拍摄对象的生活之中,通过割取别人的时间影像,就能够做出好的纪录片?这算不算残忍呢?现场有些观众就此提出了问题。导演的回答颇具深意:纪录片导演并不能帮助拍摄对象改变什么,其实甚至不可能寄望于片子播出后的社会反响和援助。纪录片,就是记录了一段个体生命存在于时代中的影像的历史。在两位导演看来,也许纪录片更大程度上具有的是文献功能吧。
记者观察:我们因何看不到那些纪录片
《盛夏的果实》是郭静和柯丁丁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这两位任职于SMG的导演,在业余时间内自己花钱拍摄纪录片。我们将无缘在国内看到他们的另外两部纪录片作品,因为版权已经卖到了法国和日本。
两年前,记者前往广州采访了国际纪录片大会。当时就已经了解到,目前各大电视台中,留给纪录片的空间非常狭窄。日常播出类的纪录片节目数量和数年前相比大幅度缩水,其时段大多让位给了娱乐节目。在曾经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电视媒体,逐步改组走向产业集团的情况下,逐利冲动冲淡了原先担当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播的诉求。
电视台自身对纪录片制作的投入压缩了,民间纪录片尚未兴起。或者说,独立制片人制度依然受制于播出渠道的内容审查、回报率偏低、纪录片节目时段不好收视率不高等诸多问题而难以长成。
两年后,这些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娱乐节目反而进一步占据了电视频道资源。由此,当代中国的很多影像文献,便无法在国内保留甚至是播出,这样一个难堪的事实还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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