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这场“不对称竞赛”中逐渐取得领先趋势，而美国则在更大范围和更长远意义上接受或多少无可奈何地“顺应”这种发展
邱炯/制图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曾经有一个时期拥有非常显赫的世界优势，以致有人将这个时期称作“单极时刻”。然而，自“9·11”事件，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至今，美国遭遇空前严重的困难和挑战，其国际权势面临广泛深刻的局部逆转。最直接地说，这是由跨国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战后局势所导致，它们造成了对美国国家资源和注意力的长时间牵制，使之无法有效地阻滞在大国间的权势对比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正在发生、发展的主要趋势，特别是中国的发展。
不对称竞赛
然而，将中国的发展和美国对此的无奈，归因于美国“无力东顾”是错误的。即使美国没有遭遇跨国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战争，它也必然经历由中国迅速发展造就的“权势转移”。因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早在近30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就已经“注定”，而不是“得益于”中近东事态对美国的重大牵制。
不仅如此，即使美国未曾受到这种牵制，能够继续像“9·11”事件以前许多观察家指出的那样——逐渐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东亚太平洋，它也无法真正有效地阻滞中国发展。其原因在于，中国发展是依靠和平的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等等广义的“软权势”，就此而言，美国压倒性地侧重于军力部署、军力增进、军事同盟构建和强化的对华防范战略，是一种很不适切的战略，或者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自1996年克林顿政府与日本制订“美日安保新指针”以来，哪年哪月美国不在主要针对中国加强其中西太平洋军力和军事同盟，但与此同时哪年哪月中国不在成功地增长自身的国力和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和平发展与美国对华防范和阻滞是两个至今并不真正相交的大轨迹，或者说中美之间总体上处于一种“不对称竞赛”——中国见长的经济/外贸/外交影响竞赛对美国见长的军事能力“竞赛”。全世界现在都很清楚，中国正在这场“不对称竞赛”中逐渐取得总的领先趋势。
“顺应”中国发展
上述美国权势消长和中国和平发展的事态，是美国近来对华态势和政策调整的主要背景和缘由。一年多来，美国政府的不少对华言论和相关行为显示，它大致已开始考虑和倾向于在中国持续和平发展的前提下，在更大范围和更长远意义上，接受或多少无可奈何地“顺应”这种发展。
与此相关，美国政府在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增强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尝试强化对华外交竞争的同时，致力于系统地增大和拓宽对华协商和协调，并且将此置于对外和对华政策议程中的更显要位置。
布什总统及其主要幕僚空前频繁地宣讲中国对世界政治经济和美国繁荣安全的重要性，多次公开确认中国当前对外政策的和平性质和建设性贡献，在朝鲜问题上几乎连续不断地对中国的主张予以支持，在国内对华保护主义压力面前继续认真地设法抵挡。相当清楚，美国政府与先前相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更大幅度地“迎合”中国的立场或要求。
此外，它既出于无奈，也出于对损伤中美全局关系的顾虑，在它实际上相当疑惧或深为不满的一些重要方面——包括中国的外交影响迅速扩展、境外能源追求、国防现代化、外贸、中国国内政治治理方式等——采取了比先前“容忍”甚或“容忍”得多的姿态。
布什总统本人坚持由对华建设性合作的主张者（从佐利克到保尔森）主导对华政策设计和操作；而且，继两轮中美战略对话后，华盛顿方面又提议设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并以“豪华”的组团阵容来华。可以认为，虽然民主党在去年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甚而假定它能够赢得2008年总统选举，美国对华态势大趋向也不会根本改变。
重视经贸矛盾
总之，即使长远来看不无可能发生变更，美国仍初步形成了一种首要的对华态度和政策——将中国当做一个至少目前在和平发展的、未来很可能的世界强国对待，以便在“权势转移”当中，较低代价和较大可能地保障自己的紧要利益。
据此，中国完全可以一方面继续快速增长国力，积极扩展国际影响；另一方面，则认真注意控制实际上变得更深刻的中美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在经贸、能源和原料以及军事方面），逐渐增进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责任”承担，扩大中美之间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性重大问题上的磋商范围，增进其磋商深度，发展中美之间互惠的经济交往和有选择的战略合作。
至少在今后几年内，对于中美关系，中国最需要重视和提防的是正在变得更重要更突出的中美经贸矛盾，在保护中国紧要的经济安全的同时，努力防止美国国内对华保护主义压力发展到严重地步，防止（也许极而言之）西方主要经济体愈益倾向于断定根本的自由贸易原则和经济全球化须予废弃或逆转。
中美须面向长远
美国世界权势的相对衰减和中国和平发展的已有成功无疑意义深远，布什政府对华态势的调整则确实引人注目。
关于未来前景，就其大者而言之，可以认为在中国和平发展持续下去的前提下，中美“权势转移”趋向很可能愈益发展。
就其小者而言之，或可想美国未来舆论对布什会有一种“历史学评价”——10年、15年或20年之后的评价：这位总统在国家安全战略和中近东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从而转折性地促成了美国世界权势的衰减；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同小可、不容忽视的总统，因为他在一个对美国重要得多、也深远得多的问题上开始形成大致正确和有利的战略方向，那就是美国如何在性质改变着的世界政治中对待中国的历史性发展，如何颇有远见和基本成功地开始了美国的21世纪“衰落调控”过程，如何与中国一起解决了其中的首要关键，即确立中美关系的明智的长远方向。（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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