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
“当你再面对其他病人时，你就会为自己多做一些事情找到更强大的理由”
曲波强硬地推行“生命最后的仪式”，开始并不为科室的其他人所理解。
心胸外科ICU董护士长回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规定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认可”。当时好多人跟董护士长有着同样的感觉。
“患者病故的时候，大夫、护士都是很忙的，停下来做那样一个仪式，很可能病人家属都没注意到，有什么用？”
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死”在中国是一个很忌讳的话题，虽然是职责所在，很多医护人员必须做完自己的工作。但在个人情感上，他们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多待上一阵，哪怕是一秒钟。
但由于是科室主任的决定，大家还是执行了下去。在开始阶段，曲波经常带大家一起去做，慢慢地，他不在科室的时候，如果出现病人病故的情况，其他同事会很自然地举行这个仪式。
一方面是因为曲波在各种场合下都在说这件事的好处，“一天能说好几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效果———很多患者家属注意到了这一“沉默”的仪式。
一位病故老人的老伴在医院处理最后事宜时，专程来到曾照顾她老伴的董护士长面前，握住董护士长的手说，谢谢你，最后一刻还陪着他。
有一次抢救一名老干部，他生前所在单位的一位负责人一直站在科室门外，看到了“生命最后的仪式”。事后他找到曲波说：“没想到，你们能了解到我们的悲痛。”
曲波说，在他眼里，他的同事从“勉强”到“自然”转变的标志就是眼泪，“这是真情流露。”
该科室一名年轻的护士第一次经历“生命最后的仪式”时，身份还是见习护士。她的感觉是“很害怕”。“带我的老护士一把把我拉在墙边，让我站在那里，你的面前是你不久前曾经说过话、帮他拍过背的一个人，如今却永远不再醒来。那时，你会感到无比珍惜生命。当你再面对其他病人时，你就会为自己多做一些事情找到更强大的理由。”
问题
“我们知道怎样把事情做完，但不知道如何做得更好” 一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医院院长说，中国卫生系统对进入病危期间的病人如何治疗护理及病人病故都有详细的规定。但这些规定缺乏“人情味”，更多地是按照“责任分工”的原则进行权责划分，很少考虑道德以及风俗因素。“我们知道怎样把事情做完，但不知道如何做得更好。”
北京市卫生局一官员指出，他希望医院有更多这样温暖人心的举措，在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同时，也改善目前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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