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钱减刑”可维护受害人的利益主张

　　广东省东莞市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民事调解，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可以给予从轻处罚。对于这项改革，社会各界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以钱抵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助长了金钱万能意识，纵容了违法犯罪。

　　在刑事自诉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可以就损害赔偿达成协议，受害人也可以在诉讼中向法官提出对被告人刑罚的意见。在公诉案件中，受害人无权代替公诉人行使职权，但是在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同样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凡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公诉人都应该充分考虑受害人的意见。

　　当然，如果受害人拒绝就赔偿问题与被告人会谈，那么法官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作出判决。绝对不能法外开恩或者法外严惩。

　　如果说“强者的正义观”是臣民社会的正义观，那么，在现代契约社会，正义就是一种看得见的合约。法律不允许以强凌弱，不允许剥夺受害人的基本权利。受害人可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主张自己的权利，从而换取某种现实的利益。被告人付出看得见的钱财，表明自己的悔罪态度，减轻自己的刑罚。法官在各方参与的前提下，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在这里，正义的“合约”表现为两个层次：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通过立法程序取得共识，制定普遍遵守的合约。在这个表现为法律的合约中，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没有独断专行，在作出判决之前充分听取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意见。这是一种理性的司法活动，也是我们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所乐见的实现方式。

　　我们应当防止法官滥用裁量权，防止被告人恃强凌弱，以钱买命。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受害人的请求。在以往的司法判决中，被害人的主张往往得不到维护，死刑判决之后，被害人所得到的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判决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而广东省与东莞市两级法院的做法，可以让受害人有机会参与到博弈之中，权衡利弊，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这种看得见的合约必须符合公众基本的价值判断，如果法律这个基础性的合约赋予了法官不适当的自由裁量权，或者法律没有真正贯彻“罪刑相适应”的原则，那么，立法机关应当首先考虑修改法律规则，防止某些人利用不科学的法律，损害他人的利益。如果不重视法律这个基础性的合约，那么，法官主持下的调解很有可能变成权钱交易。到那个时候，强奸犯罪可能演变成为卖淫嫖娼，卖淫嫖娼可能变成法庭上的交易。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关注个案中的公平问题，更要关注法律的公正问题。乔新生（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