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有处罚自己冷漠的勇气？

　　公民发言

　　程丽，贵州山区的一个农民，两个孩子的母亲。因家庭贫困，丈夫遗弃，她不得不留下年迈的老母亲和两岁的小女儿，带着四岁的大女儿到上海打工。然而工作不好找，生存都成问题。走投无路之下，程丽在公交车上行窃，被当场抓住。

　　（2月7日《中国青年报》）

　　这是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看看这个不幸的母亲所处的是怎样的困境：因为生不出男孩长期遭丈夫的毒打直至抛弃，却得不到最起码的帮助和救济。于是她来到城市，但偌大的城市似乎也容不下她们母女，即便她所想像的“幸福生活”只是每月能挣七八百元……

　　程丽的后面，站着一个日见庞大的群体。城乡差距在拉大，类似于程丽这样的农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他们祖祖辈辈所赖以生息的土地已经不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城市似乎也并不欢迎他们。工作，子女教育，医疗，住房，都是他们无法解决的难题。而长期的经济落后尤其是教育贫困，又让他们毫无竞争力，大多数只能以出卖廉价劳动力养活自己。于是，他们只能居无定所地游走于城乡之间，只能沦为边缘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处在一个政策阳光普照不到的真空地带，无法享受完善的福利待遇，他们的生老病死，除了自己，根本无所凭借。

　　虽然程丽最终遇到了善良的检察官，以及通过媒体知道情况后要求援助的好心市民……然而这种自发的爱心，有限的个体力量，又能帮程丽走多远？更多的“程丽”又到哪里去寻找同情和帮助？

　　让我们听听这样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感人故事：1935年冬的一天，纽约市一个老太太因偷窃面包而被告上了法庭，因为她需要面包喂养三个快要饿死的孙子。当时的市长拉瓜地亚站了出来，帮助老太太支付了10美元的罚金，并要求在场的人每人交出50美分的罚金，理由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

　　70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版的“老祖母偷面包”的故事上演的时候，我们可曾感到羞愧，我们能否容忍生活在一个要母亲行窃帮孩子交学费的城市？我们是否有处罚自己冷漠的勇气？

　　（吴龙贵 安徽 职员）

　　我们是否有处罚

　　自己冷漠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