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精神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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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查建英那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我们得知来自那个年代的一批成功艺术家和其他成功人士，而实际上所有光辉的顶点都是由许多黑暗堆积起来的——某个年代成全了一批人，同时也毁了一批人。他们是一群共同塑造了那个年代的气氛但是却被毁掉的人们。

　　胡新宇的纪录片《男人》便讲了这样一个人:老苏1985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便浪迹天涯，在多个城市待过，包括再度返回北京，但始终没有在任何地方生下根来，年近四十、作为一所学校的美术教员的他刚刚被解聘，理由是不能从事相关教学工作。比起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他是个“背运者”。但这并不能将他从他的同时代人当中排除出去——形成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时代气氛，造成那样一种追求艺术到如痴如醉的氛围，他本人也是贡献者之一。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迄今迷恋《美国往事》，在他收拾行李时，还将一本《纪录电影文献》放进自己的行囊之中。影片中两次出现老苏观看《美国往事》的片断，而且都是主人公求爱被拒绝强奸对方的镜头。胡新宇对此的解释是:“对老苏来说，《美国往事》是他的经典，他做的事情，对女孩子的态度，全是来自男主角。”

　　以影片中的人物自居，以电影中的感情来理解自己在现实中的处境，这么说，老苏并不是天生“世俗”的那种人。他或许曾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美好事物抱有遐思。《美国往事》的主人公在对心仪的女孩子做出暴力举动之前，心中一直存有对于爱情圣殿的向往，他毁掉对方也是毁掉了自己。对于老苏，情况也可能如此(影片中他恨恨地说“过去我们对于女人太尊敬了”。)如是，我们来理解他目前的满口秽语，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理想破灭之后的状态。已故李慎之先生曾谈到他小时候在苏州街头看见过瞎子阿炳的情景，这个街头艺人并非后来传唱的那样美好，而是口中淫秽小调不绝。老苏与阿炳的情况肯定不同。在老苏身上，更多地体现了某种时代特色。

　　问题在于是否追求事业及异性失败，就一定要表现得如此怨恨、如此亵渎？以世俗的标准看，这个世界上“一事无成”的人多了，离开艺术队伍的逃兵也不胜枚举，但是否都要走上老苏这样一条道路？从此与任何美好的东西绝缘，与道德绝缘？目前的这位老苏看起来毫无道德感，他用“他们有价值感”来称呼那些处罚他的人们，表明他自己与这个东西无关——不仅是无关，如果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一有机会就要冲撞和冒犯它们，表现出那样一种挑战和挑衅的姿态，决不想为此添砖加瓦。这就触及到八十年代一个起点上的问题:那样一种文艺繁荣的局面，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前提之下发展起来的？其中有哪些隐患至今没有被注意到？

　　余英时先生曾经非常中肯地指出，中国若干年遇到的最大问题，乃是道德上的破坏。在更早些时候，这种破坏更多的是以“历史”的名义——为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为了先进阶级能够掌握政权，有必要对于反动阶级予以肉体上的惩罚和消灭，在一桩改天换地的巨大运动中，原有的道德标准彻底颠倒。及至六十年代的“文革”时期，这种做法达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地步:一批年轻人被授予“砸烂一切”的特权，给予他人施加极度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并使之成为一桩乐事。

　　今天的人们谈论的八十年代，其实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当年有一个词汇叫做“拨乱反正”。但是这项“拨乱反正”的工作并不包括道德领域，在意识到很多事情需要重头再来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需要重建自己的道德。在年轻人身上史无前例地集聚起来的怨恨、仇恨，那么多的蔑视和亵渎，始终没有得到反省和清理。在经历了有关“创造历史”的幻灭之后，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他们退回到个人身上，退回到对于艺术的追求当中。但是那种不破不立、自以为毁灭一切便是创造一切的劲头，并未有所减退。年轻人中流行着将普通人视为“庸人”，没有比做一个庸人更大的“恶”这样的看法。于是，新的反常行为就发生在了“艺术”的名义之下。只要是为了艺术，就什么都是可以的。迄今有许多那个年代散落的故事，关于打架喝酒，关于朋友之间的背信弃义，关于玩弄女性，都是在那个“文艺复兴”年代辉煌外表之下的晦涩的一面，由此而带来的文化后遗症，迄今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

　　(原载2月9日经济观察网，作者崔卫平，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