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竞争优势在哪里(图)

　　美国大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福斯勒 周霁锟摄 [图片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大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接受专访

　　劳动力成本低廉一直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之一，但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以及能源、水等资源价格的上升，低成本竞争的状况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不会导致中国失去竞争优势？外国企业是否会因此将工厂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日前，《环球时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美国大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盖尔·福斯勒女士。

　　美国大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福斯勒 周霁锟摄 [图片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

　　记者：您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发展趋势是在逐步上升吗？

　　福斯勒：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从全球角度看，劳动力成本的发展趋势是趋同的，因为国家间的竞争会逐渐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从国别角度看，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所以劳动力单位成本在下降；而欧洲是工资水平在下降，劳动生产率在提高。国别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但全球平均值处于上升趋势。

　　记者：最近有种说法认为，“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正在丧失”，您同意吗？

　　福斯勒：我们刚出版了劳动力单位成本的比较研究报告。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这是事实。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增长是否与全球平均增长值持平，但外国在华投资企业正在经历平均6%-10%的劳动力成本增长，有些公司的增幅在6%-8%，有些在8%-10%。可是仅仅强调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比较片面的，因为人们在强调这一点时忽略了劳动生产率。我们的研究表明，同期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上升。所以事实上，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但中国的竞争力并没有受到影响。

　　当人们做劳动力的差异比较研究时，习惯于用工资水准来比较竞争力，但显而易见，我们还应当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这样的话，中国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13%。它表明两国劳动力成本仍有很大的差异。

　　跨国企业最看重的不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

　　记者：对此，你们的会员——美国那些在华经商的大企业有什么反应？

　　福斯勒：他们在努力适应这个变化。很多在华的企业目前都在对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做一次性的适应性调整。我们正巧有个会员的例子。一个比利时公司把世界一流的生产线搬到了中国，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相当于比利时工资水平的40%，这还是中国同行业工人收入的两倍，所以，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纯粹的双赢。但他们面临的长期考验是，劳动力成本会继续上升，但竞争的优势是否也能与时俱进，与劳动力成本同步增长。在这方面，新加坡是个例子，在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时，跨国企业把重心放在提高产品附加值上面，用这个方法克服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竞争力下降。这个调整需要企业有一定的灵活度。

　　事实的另一面是，跨国企业在华设厂不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是因为中国的市场潜力。人们还没有完全从政治角度理解这一点。

　　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企业也经历着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对中国企业来说，这个增长是系统性的，而且由于可能还不具有世界一流的生产工艺和技术，他们承受的来自劳动力成本增长的压力可能比跨国企业更大。工资水平的提高要求企业建立相应的文化，很多企业过去的文化是勤奋工作。但持续增长的劳动力成本更需要的企业文化是：不仅要勤奋工作，更要聪明地工作，不断寻找更高产出的解决方法。这种文化的建立不是轻而易举的。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在这方面面临的压力要大于跨国企业。

　　记者：您觉得，中国是否应该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这种趋势感到担忧？一旦上升，这是否会降低对外商的吸引力？

　　福斯勒：前边已经谈到跨国企业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国内市场。同时，我们曾做过关于吸引外商投资因素的问卷调查，全球范围内数百家企业的反馈表明，排在前三位的是市场机会、政治风险和法律环境。工资水平排在第五，与工资水平重要性相近的是劳资关系和税收优惠。汇率风险、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等排在工资水平之后。

　　市场机会并不仅仅是个人口问题，还涉及市场监管体制、研发和技术基础等方面。我们曾就全球哪里的市场最有吸引力对在美国的企业做过调查，结果是美国排第一、印度第二、中国第三。中印之间很接近，只有10%的差别。美国排列第一，扣除这些企业在美国已有投资或是美国公司的因素以外，企业普遍认为美国的大学教育、人才储备、科学技术以及生活质量都具吸引力。人才储备是个企业普遍重视的问题，中国的大学每年输送大量的毕业生，但毕业生有时还不具备就业工作的技能。总之，劳动力成本不是唯一的因素，市场机会、政治稳定、法律环境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记者：中国能够克服劳动力成本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吗？

　　福斯勒：市场会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借用一句常说的名言“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可以改变，什么不可改变，并且知道其间的区别”。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经济，需要政府的引导，尤其是在市场失灵时，例如当房地产市场出现严重投机时，这个引导和规范更为重要。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制定和优化规则，在我看来，中国的领导层正在担当这个角色，以使经济稳步前进。这个引导和规范的过程，也是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的过程。

　　与中国相比，印度并不存在成本优势

　　记者：有些西方媒体称，中国是“世界的血汗工厂”，您是怎样看的？

　　福斯勒：不，我不这么认为。目前低附加值的加工业贸易在全球受到很大压力，因为它在减低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的发展存在着地区不平衡，存在着某些贫困地区的工人和城市务工人员工资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的情况，总体而言，更应该关注对工作环境进行改进和监督，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能听到的很多工人伤亡事故是由于工作环境不符合安全生产的条件造成的，有时是超过几十人的伤亡，这确实是经济中最需改进的方面。1916年美国大企业联合会可以说是成立于危难之时。从1910到1914年，在洛杉矶、纽约和科罗拉多的企业接连发生了三起重大惨案，工厂的炸药爆炸炸死20人，炸伤多人；火灾中146名年轻女工因被反锁在工厂而被烧死；1200名罢工工人与军警长期对峙导致的“鲁德罗惨案”，军警机枪扫射、放火烧死20多名工人和家属。面对这些当时的“血汗工厂”，大企业联合会成立的使命是制定劳动薪酬法律，缓和劳资冲突。中国目前的工资水平逐步上升，也许有可能是世界上工资上升最快的地区，显然不能与“血汗工厂”相提并论，但是需要改进的是工作环境，跨国企业已经有他们需要遵循的生产环境和安全标准，目前要做的是要促使所有中国企业在工作环境上达标，尤其是要使有安全隐患的企业遵守行业守则和安全规定。

　　记者：跟中国相比，印度、越南等国的劳动力成本更低。因此，有的企业将工厂从中国转移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您是否认为存在这种趋势？

　　福斯勒：我手头没有越南的数据，但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与中国的持平，并不存在成本优势。印度在某些方面的熟练工人可能有优势，知识产权保护也可能被认为比中国更强，所以企业有可能考虑在印度建立实验室进行研发。我们有不少会员感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缺乏优秀的专业人才，比如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实验室，希望做世界一流产品的研发，需要招聘60位结合现代商务经验与先进技术、具有关键思考能力和视野的工程师，但目前中国的人才市场还没有这类人才的大量储备。另外，有些公司出于多元化的原则也会在其他国家投资设厂，这些国家，如越南，正在以低成本优势大力吸引外资企业。

　　记者：您认为，中国和印度谁更具有经济竞争力？

　　福斯勒：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十年，意见却仍然未必相同的问题。我们做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的研究，创新是个很重要的方面，中国的“十一五计划”把创新放在首要地位，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都还不能算是创新型经济。它们都具有很多创新因素，经济充满活力、富有企业家精神，但在到达自主创新型经济之前，模仿和改进因为容易操作而更常见，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它们都存在要做的工作。

　　对于中印比较，我的同事曾做过两国经济的分省和分产业的综合研究，结果是印度的地区发展比中国的更不均衡，各省之间的差距比中国的更大，因而分产业的研究比分省的更有意义。两国经济的可比性和竞争性是以行业为基础的，全国综合平均值和地区间比较的意义不大。驻美国特约记者杨彦春

　　《环球时报》 ( 2007-02-09 第1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