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现代文学思潮史

　　俞兆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常务副主编等。出版有《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等7部学术专著，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近200篇学术论文。

　　《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俞兆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俞兆平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重写文学史，首先必须重写文学思潮史

　　细腻、敏感、儒雅、严谨，俞兆平老师，属于社会大众心目中那种典型的教授——对时髦的议题，他沉默寡言；对学术前沿和学术动态，他却了如指掌。

　　2006年10月，俞兆平教授的新著《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被收入广受好评的“猫头鹰学术文丛”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问：“重写文学史”成为一种潮流和口号，是由陈思和、王晓明等人于1988年提出的。您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首先必须重写文学思潮史”。这是不是您写作本书的最初动因？能不能谈谈您对“重写文学史”的看法？

　　俞兆平：“重写文学史”不能仅当成一句口号，在我的心目中，它像是一颗耀眼的信号弹升起，标明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攻坚的方向所在。近20年来，像钱理群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就展示了“重写”的业绩。但真正意义上的“重写”，即在较大程度上刷新旧见的学术专著却并不多见。我在国内学术会议上多次提出一个观点：重写文学史，首先必须重写文学思潮史。因为由作家群体的“社会心理”和美学倾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融合而成的文学思潮，是文学史的基本构成单位。只有正确地描述文学思潮，才能正确地叙述和建构文学的历史。这确是我写作本书的动因。

　　每当我从书堆中淘出新的史实，喜悦之情非言语所能道出

　　第一次见到俞兆平老师，是在厦大中文系的课堂上，他挟了一堆自己编选印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选读》进来，人手一册地发送，免费——在书籍业高度发达的今天，难得还有教授肯干这种近乎“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然后，就听到他带着浓重福清腔的普通话：“这xiō（学）期，我蒙（们）大家一起xiō（学）习马克思主义美xiō（学）。”一乐。

　　问：您在新著的《后记》中说：“奉行的写作原则是：‘若无新意，则不轻作’”。您认为自己的新著，“新”在哪里？

　　俞兆平：学界现行的诸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的论述，均有疏漏，未能完善。在浪漫主义方面，我首次提出当年存在着卢梭的美学浪漫主义和高尔基的政治学浪漫主义之分，沈从文与郭沫若分别为其代表；在现实主义方面，我第一次明确指出形成文学写实主义有着内在的“科学主义”这一学理动因，而不仅是作家感时忧国或遵循胡适的进化论所致；在古典主义方面，现行的诸种现代文学史均一笔勾销了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存在，我也是首次在学界提出，学衡派和新月派有着相同的师学渊源和学理背景，在20世纪20－30年代共同构成一股不可忽略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并促成了闻一多等新格律诗派的产生。这些都可以说是创新之所在。

　　问：您在书的《后记》中说：“每当我从书堆中淘出新的史实，就像发现新的星体般，喜悦之情非言语所能道出。”能否请您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俞兆平：像找到1930年之前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回避、贬斥、批判浪漫主义的7条史实，便在确凿的史实基础上动摇了创造社隶属于美学的浪漫主义思潮的传统观念。

　　像徐志摩在1920年所写的2万余字的《安斯坦相对主义》，是中国学界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的论文之一，你能相信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志摩是他吗？这一史实深深震撼了我，由此，我开始把他当成思想家来看待。

　　有另一种声音的发出总不是坏事，单调才意味着生命活力的寂灭

　　到俞兆平老师家那天，他拿了《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准备签送给我。翻开书的扉页，提笔，他突然很郑重地问：“写绍坚兄好不好？”我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是您的学生。”他一脸严肃：“老一辈学者，对学生也称兄。”我说：“那不一样。我听了您两门课。”他终于妥协了：“那好，就写老弟吧。”——长年从事教学、科研和主编学术刊物的经历，使得俞兆平教授的性格，严谨得近乎偏执。

　　问：陈思和教授曾评论说：您注意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写实主义文学思潮中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内在启动力’，并且在‘科学认知与人文理解的对峙与交错中’论析写实主义文学思潮如何在接受中的变化与演进。”他觉得可惜的是：您的新著“讨论的对象的时间下限是1933年，如果再往后发展，意识形态与人文理解之间又构成怎样的关系呢？”陈思和教授猜测：“这可能是作者下一步要探讨的问题所在。”这是不是您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俞兆平：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一书的后记，我已写到：“带有汇总、暂告一段落的意思”，原想鸣金收兵，另辟新境。但去年幸运“中彩”，又接了教育部的一个相近的研究课题，只好在文学思潮方面延续下去，但不是研究“现实主义”的。这就是我们这批人的命运与生存状态。

　　在《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的《自序》中，俞兆平教授写道：他的新著，对传统的学术观念而言，“说是增补亦可，说是质疑也未尝不可。”

　　他说：“有另一种声音的发出总不是坏事，单调才意味着生命活力的寂灭。”黄绍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