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42:21东北新闻网12月的北京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寒冷，走进开着暖气的房间更是立刻要脱下身上厚重的外套。虽然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家徒四壁”，但因为有小孩子的存在，家里还是显得有几许热闹，因为“王德显案”而广为人知的艾冬梅如今住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出租屋里，一边带孩子一边无奈地等待下一次开庭……
小心谨慎的艾冬梅
记者联系艾冬梅的时候是上周六的傍晚，原本想约她在附近吃个饭或者喝杯茶什么的，但艾冬梅拒绝了，她说自己在通州距离北京市区有点距离，还有个九个月大的孩子，不是特别方便。
以为采访就这样会吃一个“闭门羹”，没有想到，也许是北方人的豪爽性情使然，艾冬梅主动提议可以去她家聊聊。不过她还是非常谨慎小心地询问了记者所有的信息，还在最后询问了一句“来几个人”，在得到“一个人”的确定答案后，艾冬梅约定第二天早上让记者前往她家采访，“平时就我和孩子两个人在家，陌生人敲门都不会开的。”
艾冬梅的小心已经让她在那个城市变得有点与众不同了。第二天，记者如约来到小区门口，等着艾冬梅来接。很快，艾冬梅就出现在记者视野中，穿着大衣的艾冬梅由于脚已经严重变形走路有点摇晃，不过老远就露出的笑容让人一下子就没有了距离感，“不知怎的，昨天接到你电话后我就觉得心里有点空，昨晚发烧了一个晚上，今天还不是特别舒服。”
从不后悔状告王德显
艾冬梅说是王德显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在设施简单的出租屋内，艾冬梅像说别人的事情一样谈论着她和王德显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现在我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在陪宝宝睡觉，中午起来吃一包方便面对付一下，晚上老公回来再随便做点什么吃。以前郭萍(一起状告王德显的队友)在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有时出去逛逛，一起聊天、谈心，现在她回去了，我最多就是陪孩子到小区下面的空地上溜达溜达。”艾冬梅说，由于下一次开庭的时间到现在还没有确定，所以“王德显案”的另外一位女主角郭萍已经回老家了，“我们都没有工作，郭萍每月也就三百多块钱的工资，在这里的生活费又高，有时候真的觉得很难。”(东北新闻网综合)[责任编辑：孙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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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艾冬梅的神情有点不一样，开始变得微微有点激动起来，“有时候想着我真是恨死王德显了，真的很恨！”其实，在今年三月发现王德显侵占自己奖金、工资达到十多万之前，艾冬梅一直在老家拿着每月七八百元的工资，幸福地等待着王德显给她安排“保证过”的工作，“一直到今年三月之前，我还觉得王德显对我不错，我们的关系也不错。等突然发现事情真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一直是一个骗子。”
艾冬梅说如果自己从来没有进入过田径这个圈子，那她就老老实实在老家呆着，过的日子也会开心知足。但是，现她就要讨回原本就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从来不后悔站出来将王德显告上法庭，”当记者问艾冬梅，开庭也有可能会败诉的时候，她是否会害怕，艾冬梅坚决地表示不，“如果不知道不发现真相，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现在发现了，证据都采了，我相信总还是有希望的，如果拿不回全部那就拿回一点是一点，如果不告，那就一分钱都拿不回来了。”
想起很多事现在还害怕
将王德显告上法庭，两次开庭王德显作为第一被告都没有出现在法庭上，而下一次出庭又不知道何年何日。当问艾冬梅有没有想到过，如果有一天王德显站在面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回答这个问题，艾冬梅几乎没有考虑，脱口而出“害怕”。
艾冬梅说她对王德显的那种认识已经根深蒂固，在那长达八年作为王德显弟子的田径运动员生涯中，伴随她一起成长的是毒打与咆哮，“上次有家电视台做节目，把我们带回山海关。当时看到我们以前训练的场地，我人一下子就不行了，感觉特别害怕，当时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就是害怕。”(东北新闻网综合)[责任编辑：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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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德显手下练习的时候，女队员是不能当面和男队员说话的，否则她们将挨到毒打的痛苦。问她，是否还想再回到火车头体工队看看，艾冬梅笑笑，摇了摇头，“我们把火车头体工队作为第二被告告上法庭，他们领导看见我也烦，压根也没有想要说话，配合的意思。”
好心人帮丈夫找到工作
说到艾冬梅，就不得不说到她那双因为练习长跑而畸变的双足，“做点小家务还行，长久地站着就不行了，疼的不得了。”说起自己的脚，艾冬梅对王德显的“恨”可能又加重了一层，“北京有家康复医院主动联系我和郭萍，愿意给我们的脚作矫正手术，但现在官司还没有打完，我们怎么敢做手术。”这双脚的确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其实，在社会上还是很多人在知道了艾冬梅的处境后给予了援助之手，除了有医院愿意为他们免费治疗脚伤外，还有好心人替艾冬梅的丈夫在洗衣店里找了份工作，“他早上六点半出门，搭公交到市区，八点半上班。下午的时候，老板心地好，让他早一个小时下班，回到家也就七点半了，这样一个月下来能有一千多块钱。”艾冬梅说这些钱六百块交房租，小孩子开销至少三四百，剩下的也就没有什么了。
孩子是惟一的幸福
九个月大的孩子并不知道世界的可怕，她伸着双手让人抱抱，喝足了妈妈的奶水然后甜甜地睡去。艾冬梅倚靠在自己女儿的旁边，“生了孩子就是不一样，感觉很幸福。”
艾冬梅和自己的丈夫在吃穿方面都非常节省，但在孩子上两人都愿意花钱，看见好看的衣服，偶尔也会买上一套。最让艾冬梅自豪的是，孩子从小就挺有“骨气”，“第一次带她去上庭，小孩子面对那么多闪光灯一点都不害怕，眼睛连眨都不眨。”带孩子“消耗”了艾冬梅很多的闲暇时间，“没有她，还真不知道每天该怎么过呢。”有了孩子，艾冬梅说自己想什么都会往好的方向去想，乱七八糟的事情也不会想那么多了。(东北新闻网综合)[责任编辑：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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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孩子的抚养始终要花去他们夫妻两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艾冬梅决定在过年前将小孩送回老家抚养，“等她长到三岁，就接过来在北京上全托班。”虽然在北京的日子很艰苦，但艾冬梅决定为了孩子一定要找份工作干起来，“等那个时候该有结果的也应该有结果了，我们的日子也一定会比现在好一点了。”
采访快结束时，艾冬梅接到同样住在一个小区里的叔叔打来的电话，叫她去吃午饭。艾冬梅说这叔叔做了什么好吃的，总是会叫上自己和孩子，这也是她难得的出一次门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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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冬梅和郭萍都是黑龙江人。1995年11月，两人一起进入中国火车头体工队，跟随王德显进行马拉松专业训练。2002年，腿部有伤的郭萍离开体工队，艾冬梅也于2003年退役。
艾冬梅和郭萍她们自1995年进入中国火车头体工队以来，先后参加了北京国际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和韩国马拉松等系列国际赛事，艾冬梅在1999年取得了北京国际马拉松冠军和千叶日本公路接力赛等三项冠军。而王德显作为火车头体工队的教练，在执教艾冬梅和郭萍进行马拉松专业训练期间，以她们年龄较小为由，将单位给她们发工资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代为保管。
艾冬梅说，1999年前，她从未领取过体工队的工资。经向体工队工作人员咨询，她得知当时自己每月工资近1000元，退役后工资也有七八百元，均是通过王德显替她们保管的工行存折发放的。2002年10月，艾冬梅从王德显处拿回了自己的工资存折，但里面的余额仅有2619元。2004年，离队2年的郭萍才拿到了工资存折，里面只有7000块钱。(东北新闻网综合)[责任编辑：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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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艾冬梅等人到火车头体工队询问自己退役后的工作着落，却惊奇地发现，她们在财务室内还留有一张农行存折的记录。经询问体工队的陈祖平队长，艾冬梅她们得知这是火车头体工队每月发放的训练费，在她们退役后仍在继续发放，至今已有近5年之久。而她们对此却毫不知情。在多方寻找这张农行存折无果的情况下，受律师提醒，艾冬梅和郭萍携带身份证到农行位于大兴的一分理处将存折挂失。补办存折后她们发现，她们卡里都只剩6000元。她们认为各自有3万元被王德显擅自取走。
艾冬梅等人认为王德显在带教自己期间“侵吞”了自己16万元的收入，于是将王德显告上法庭。今年11月9日，北京海淀法院复兴路法庭对艾冬梅等3人状告教练王德显侵吞工资和奖金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开庭。11月27日下午，原告与被告的双方律师将再次在法庭进行第二次证据交换。两次开庭，作为第一被告的王德显均未现身法庭。
艾冬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特别希望官司能早点结束。但从目前来看，春节前开庭已没有什么希望。
在经过了3次交换证据后，艾冬梅、郭萍等四人状告王德显侵吞奖金的案件已进入置辩阶段。不过由于法院一直未宣布开庭时间，而从目前来看，春节前开庭已没有什么希望。
艾冬梅律师称准备已做好
按照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案件将在半年内宣判结果。而艾冬梅等人起诉王德显的时间是去年9月18日，这意味着案件将在3月18日前有结果。不过由于开庭时间一直未定，这不免令人有些疑惑。(东北新闻网综合)[责任编辑：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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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性学博士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中发布了一篇题为《我的最新决定》的日志，表示由于自己的领导受到“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压力，而不得不决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说实话，李博士提的一些观念可能并不是大多数人内心真正追求的价值，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只不过西方人经过多年开放社会的锻炼，较能容忍非常态的东西罢了。以性自由来说，即使在现代文明社会，人也并没有进化到完全脱离社会规则约束的地步。在某种意义上，人正是通过规则、禁忌的存在而完成了自我生命的形象创制，缺乏这些来自社会层面的规约，所谓“个人”的面目其实是模糊不清的、可疑的。但尽管如此，李博士的被迫缄口，仍是我们时代的悲剧和退步，所显示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对言论自由的叶公好龙。
众所周知，言论承载思想，是思想交流最重要的方式。言论自由所反对的是社会思考过程中的不完整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你我才可以分享他人的智慧，如果失去言论自由，知识和观念的进步也就很难发生。
不过，人们能够享受言论自由是需要一定的精神准备的，这里指的不只是科学文化知识，而是具有相当的辨识能力、宽容精神和为信仰而争的勇气，由此才能形成大众文化和言论自由的良性互动。出于某些原因，我们尚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从而使所谓的言论自由实施起来相当脆弱。
历史告诉我们，言论自由的破坏者不但来自政治权力，也来自大众的不宽容，特别是在民主社会，后者对言论自由的威胁似乎更大，其实质是民主和自由的永恒矛盾。如古代雅典的苏格拉底之死就“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密尔也说:“论战者中最坏的一种乃是把持见相反的人诋毁为坏的和不道德的人。”我们注意到，在反对李银河的言论中，没有多少是单纯从理论上进行反驳的，更多的是谩骂、讥刺、人身攻击，更有甚者对其个人生活加以恶毒的揣测。这已经不是自由的言论反驳了，而是接近于法律所禁止的侮辱罪。而知识界对此事不关己的态度也使得李博士看起来处于孤立之中。
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就会发现，李银河的言论与王小波那些人性张扬的小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李博士少了王的那种男人间心照不宣的幽默曲折，而是直截了当以上课的形式说了出来，不料却导致两者的舆论评价迥异。
来自社会的压力看来成功地封杀了李银河，如其所言——“我不愿意再多尽我的社会责任，因为它太打扰我的生活。我要开始享受生活了。”不过，和那个动辄因为异端言论就把人烧死的年代相比，李博士只是承受了大众舆论和上级领导的压力而已(且仍有很多人对她表示支持)，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进步了很多，而且相信这个进步的趋势是可以继续下去的。网友、“非一般老百姓”们之所以还在认认真真地反对李博士的言论，无非是因为现在这样的声音还太少，等到我们所不喜欢的声音渐渐多起来，我们不胜其烦，也懒得为此大动肝火的时候，言论自由就差不多实现了。
话说回来，现在唯一值得担心的是，如果李博士的声音能够这样轻易被限制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骂她的人说话的权利也不会得到什么保障，他们想听到的声音可能也会付之阙如。
总之，保障言论自由必然会导致我们听到一些我们自己不喜欢的声音，就把它当做是我们为了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吧，没有什么自由是完美无缺的。如果需要在“既听到自己喜欢的声音也听到自己不喜欢的声音”，和“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之间选择的话，我们还是选择前者好了。
怎欢迎回应(电邮:shelun@188.com 博客:blog.oeeee.com/she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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