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拆迁干部的错位“脸谱”
即便充当着说客、利益裁判人、心理咨询师、计量员和勤杂工等等说不清的角色，依然难以得到群众满意的回应。
文/胡文鹏 宋章玮
人称“拆迁乃天下第一难”。
时任汉江路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的鲁文武告诉笔者，这个街道所辖的14个行政村，都卷入到拆迁中。他感慨道：“在拆迁中，我们充当着说客、利益裁判人、心理咨询师、计量员和勤杂工等等说不清的角色。我们身陷其中，痛并努力着。”
随时面对危险的尴尬说客
陈新是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干部，因多次参与拆迁而被同事戏称“拆迁专家”。他说——
“拆迁这活，真不好干。我刚开始接触拆迁，上拆迁户家做思想工作，经常遇到拆迁户自顾自地摔门而去，把我们晾在一边，一晾就是几个小时或者干脆躲在家中睡觉，任凭我们叫破嗓子也不出来。我们上门做思想工作，户主有时闭门不见，有时故意在外，经常要三请四催，才极不情愿地回家谈判。”
“更麻烦的事也遇到过，甚至是人身安全。”陈新说。
2005年6月14日，张小柱、牛宪兵等拆迁户因认为补偿过低，联合其他6人，在村里张贴标语。
我当时正好去村里做拆迁户的工作。我一看就一边撕下一张标语，一边告诉他们，这样不是办法，有什么问题可以反映。同行的开发商吴友闻拿出手机给正在张贴标语的张小柱拍了张照片。
张小柱发现有人拍照，伸手就过来抢吴友闻的手机。两人在执拗中，张小柱突然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向吴友闻的头砸去，撕扯中，“嘣”的一声，“石头结结实实地砸在了我的头上，顿时，我的头上起了一个鸡蛋大的包。”
到现在还心有余悸的陈新问，“你们说，这地是开发商征，这钱是拆迁户拿，我们掺和进来不是多此一举吗？”
针对自己的处境，有干部自编了五个“普通（扑通）干部”的顺口溜：我以一个普通百姓、普通党员，普通代表和普通干部的身份，来做你的拆迁工作，如果你再不同意拆迁，我就“扑通”一下跪在你面前。
“谁也说不服”的利益裁判人
“我们基层干部，就是拆迁户和开发商的一杆秤，谁都不能偏袒。”谈起拆迁，当了二十多年村委会妇女主任的陈英说，“但即便如此，还是经常谁也说不服。”
“就拿七里垭村马桦家的猪圈来说吧，我们给拆迁户和开发商双方做思想工作起码不下30次，但就是达不成一致。”这个猪圈，据说是七里垭村“最高级”的猪圈，为马桦两兄弟所共有。拆迁干部们将其戏称为：坚硬的猪圈问题。
陈英说，“其实症结主要就是一个，就是猪圈的定性。从一开始，马家兄弟就要求给猪圈正名分，他们认为‘我们家猪圈有效益，规模大，投资也大。整个村还没有这么正规的猪圈，所以不能按照普通猪圈的价钱30元/平方米给我们补偿。’但开发商方面认为：‘严格按文件标准只能是一平方米30元，不能因为猪圈规模大点，就要求更高的价格标准。’”
“后来我们考虑到这个猪圈的非一般性，请示上级领导专门开了一个‘猪圈定性会议’，最终决定猪圈的补偿为每平方米50元，总共多出了6000元。但是兄弟俩对这个结果依然不满意。”
说到这里，陈英显得一筹莫展。“在后来的谈判中，马家兄弟提出，这个猪圈起码得补偿6万元，另外还要补偿一个价值约5万元的宅基地，否则免谈！”
“开发商代表一听，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甩出一句话，‘猪咋还能要宅基地呢？简直没法再谈了！’”
说罢，拎起挎包像一阵风似地从众人视线中消失了。
由于谈判的一方缺席了，所以有关这个“坚硬的猪圈”问题的协商，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陈英一脸无可奈何地说：“遇上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没办法。反正我们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有胜有败”的兼职心理咨询师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当拆迁遭遇家务事时，基层干部们又不得不充当拆迁户的心理咨询师。
鲁文武感叹道：“拆迁工作是直接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而且必须与各种各样、各种层次的人打交道，加上各种不可预见性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在拆迁过程中，这对干部们的能力、素质都是一种考验，我们必须是多面能手。”为此，他自己还专门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他说：“做群众的拆迁工作，更多的是一场心理的博弈。”
拆迁户中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吕成迟迟不肯拆迁。他家有三个儿子，均已成家立业。鲁文武上门深谈后发现，老人原来有心结：“拆了房子后，自己再另砌房子吧，年事已高；不砌房子吧，跟哪个儿子住好呢？老人虽然更喜欢老三，觉得老三孝顺想跟他一起住。但自己提出来吧，却又担心老大、老二说自己偏心，因此左右为难。”老三虽然愿意赡养老人，但觉得要是先开口，会让两个哥哥认为自己是图父母的钱。于是四户就这样僵持着。
鲁文武掌握了吕家的心理情况后，先利用农村“多子多福”的传统心理，推心置腹地开导吕老汉；再让同事们说服吕家三个儿子，召开家庭工作会议。让吕老汉和三个儿子把各自的想法亮出来，大家心平气和地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
“心理问题就是一个结，能够解开这个结，拆迁工作就容易做了。”鲁文武说，“不过，再好的心理咨询师，遇到拆迁，成功率也是很低的，”他苦笑着补充。
怎么量也“不准”的业余计量员
在拆迁中，基层干部还要负责农户财产的计量，这时干部们就必须当一回“业余计量员”了。
“但这个计量员还真不好当。有些农户对自己财产的计量有个‘指导精神’，达不到他的要求还不行。”多次为拆迁户计量财产的陈堂调侃地说。
“2005年9月，我们第十五次到徐大华家，按他的要求重新划分地类，并重新计算果树挂果数量。
我到了这块有争议的地，发现中间那一块地，坡度至少在40度以上，按照相关规定，坡度在25度以上的耕地，都应算作是坡耕地。为了彻底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当着徐大华的面，又重新丈量了土地，并做了详细的记录。
随即，我又重新鉴定徐大华家挂果果树的具体数量。我在林业战线上工作了十多年，鉴定果树是否挂果之类的事对我来说很容易。
正当我要清点挂果果树数量时，徐的妻子马英英跟了上来，大声对我叫到：‘这些果树，181棵挂果，少一棵都不行！还有，这地也全要算菜地！’”
结果出来了：菜地数量0.37亩；果树153棵，挂果139棵，未挂果14棵。陈堂苦笑着说：“结果鉴定出来很难，但更难的是如何让徐家接受这个数字。”
全方位“客串”的勤杂工
“拆迁就像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头装。”在基层干部们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帮拆迁户择菜、洗衣服、搬家、到处找住房，甚至迁坟，我都干过。”陈之信一脸笑意地讲述起自己的故事来。
“村民马先仁想请人来‘抬杠子’（即抬棺材），但他家比较贫穷人丁又少，我和阮义明就主动提出帮他。8月那天，我与阮义明来到坟墓边，把一具已被掩埋近3年的棺材，没有损伤地从地下抬出来，但要运到近40米高的另一座山坡上，就令人作难了。我和老阮想到一个办法：在棺材两头的上方建立两个三角形支架，在支架间放上一根手腕粗的木头，我则跳到坟墓中，把一根绳子先穿过棺材的大头。当我低头穿绳子时，棺材里面不知名的气味直往鼻子里钻，我几乎就要吐出来了。
我们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只能用原始的方法来运棺材：垫上圆木头，一点点地朝上拉。我们两人牵住系着棺材大头的绳子，马先仁则不停地把圆木头放在棺材底下。这时，马先仁突然喊，坏了，棺材裂了！原来，由于年限久了，棺材经不住压力突然碎裂，眼看就要解体。我马上跑下山坡借来绳子，一圈又一圈地把棺材绑紧。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艰难前进，迁坟终于完工了。此时，老阮的手上有了4个血泡，我的手上起了6个泡。”
到现在，陈之信的手上还存留着血泡的印记。
(责任编辑：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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