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声情并茂地描绘着影片画面
盲人和志愿者体验“无障碍”电影
给盲人讲电影，如果也算是一门职业的话，大伟可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坚持做这事的人。他专门给盲人开了一个电影院，一台电视机，一台DVD播放机，外加一个扩音器，就是这个电影院的全部家当。从开办至今，他每周讲一次电影。两年多来，先后有200多位盲人聆听过他的40多场电影解说，培养了一批铁杆盲人影迷。
盲人要“看”电影
只能用“听”的方式
“现在是字幕，银幕看上去像有一片浑浊的水，演职人员的名字像血迹一样流下来”。
“镜头里是高高的楼和城铁车站，男主人公蒋中天和自己的女朋友文馨在一起，文馨长得很漂亮，瓜子脸，大眼睛，齐刘海。”
1月24日，阴天，北京星美影院正在放映电影《门》。电影讲述人大伟的嗓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声情并茂地描绘着影片画面。台下观众的眼睛都被蒙上了一条蓝丝巾，这些特殊的观众大部分是盲人和志愿者。大伟的讲解成为大家“看懂”电影必不可少的信息。双目失明的人如果要“看”电影，只能用“听”这种方式。
《门》的导演李少红摘下蓝丝巾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又能看见了，太好啦。”
在海外，电视台或电影院都会定期播放无障碍影视作品供特殊人群享受。但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还不了解盲聋哑等特殊人群这方面的娱乐需要。
红丹丹教育交化交流中心是北京一家专门帮助残疾人的公益组织。从2005年7月开始，创办人郑晓洁和大伟夫妇坚持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帮助盲人朋友们——讲电影。
大伟说：“我们平时都是用电视播放电影光碟，我在旁边讲解给他们听，条件极为简陋，所以特别希望能够真正和他们一起走进电影院，欣赏电影。”
凡是健全人想要享受生命的方式
盲人都一样想要
北京鼓楼西大街79号四合院，每周六上午9点，来自城区郊县的盲人们早早会聚于此，免费欣赏一部由大伟讲解的电影。条件很简陋，只能容纳30人的小平房里，仅有一台电视机，一部影碟机，外加一个扩音器。一年多以来，这里已经放过五六十部影片。
讲电影的人是个关键，大家对大伟的讲解水平赞不绝口。“他说得特别好，声音好听，他说春天嫩绿的小草，我们仿佛就能闻到草的味道。”
“下雨那次，我们一共才去了4个人，等到10点钟，也没有人再来。最后他给我们4个人讲了一场电影，也像平时讲的一样，照样绘声绘色的。我们就好像心里长了眼睛。”杨林山说。
这间小平房有个好听的名字——“心目影院”，但在盲人心中，这里就是他们的快乐天堂，“天堂影院”，因为天堂里没有盲人。
“其实，凡是我们健全人想要享受生命的方式，盲人都一样想要的。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十多年前，他在电影院看电影，盲人朋友也到那儿看电影，而且跟他们工会要票，一定要坐到中间的位置。这是渴望平等的心态。”郑晓洁说。
一次偶然给盲人讲电影的尝试
催生了一项新的事业
给盲人讲电影的创意，其实来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一天晚上，一位盲人朋友到大伟家去玩，正赶上大伟要用家庭影院看美国大片《终结者》，他邀请这位朋友和他一起看，并试图通过讲解弥补对方视觉信息的缺失。
影片结束后，谁也没想到，这位盲人把大伟抱起来转圈，激动地大喊：“我看懂啦，第一次这么享受，太精彩了。”这件事情给大伟夫妇很大震撼，随后他们做了很多社会调查，问了好多盲人，没有一个说不喜欢有人给他讲电影的，而且特别渴望。
一次不经意的尝试催生了一项新的事业，给盲人讲电影的念头就像一颗种子在那个夜晚发芽了。很快，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小屋就成了一个专门的盲人电影院。
真正体验了盲人的内心世界
讲的内容就越来越提高了
鼓楼西大街79号院那间小平房里播放的第一部影片是《可可西里》。盲人杨林山至今还记得里面的画面：沙漠里，保护藏羚羊的车队被困住了。虽然并不能确切说出藏羚羊的样子，可他因此明白了保护环境的道理。“大伟明白我们需要什么。”
为了真正了解盲人的内心世界，大伟不只一次地闭上双眼，体验盲人的日常生活，比如戴着眼罩在院子里散步，闭上眼睛吃饭。
他还不断地挑战自己的极限，甚至闭着眼睛，让妻子陪他走路去几十里外的一个花卉市场。
刚开始走的时候身体还很正。走着走着就开始深一脚，浅一脚，慢慢慢慢就侧过来了，就是盲人走路时通常保持的那种姿势。
失去视觉信息的大伟越来越疑问，想知道周围的一切，心里很慌张，不停地问妻子，到哪了。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大伟在讲下一部片子的时候，又有新的感受了，会站在一个盲人的位置去想，讲的内容就越来越提高了。
每次精心准备结束语
帮助盲人真正“看懂”电影
为了不遗漏画面的每个信息，每讲一部电影前，大伟都要看两三遍，并用纸笔做详细的记录。“电影的镜头语言有的时候太概括了，而且速度非常快，你要是对它的下一个镜头不了解，就无法去衔接故事里的很多内容。”
“形容人物的高矮胖瘦性别之外，一定要记清人物角色的名字，不同的角色甚至要用不同的语气声音区别，这对盲人理解内容非常重要。”
“讲述的时候尽量不要在对白的时候讲，如果现场音响效果能够分开的时候你可以尽量多说，因为声音不重叠，要是在一起的时间就要注意叠加声音。”
大伟将这些总结出来的“电影经”传授给慕名来“心目影院”做志愿者的人，他们中有公司白领、律师、大学生和公众人物。
不过，有一个特色却是别人很难模仿的，就是大伟讲电影的结束语。这是他每次都精心准备的功课，在反复播放的片尾曲中写下自己对电影的理解。这些经过他自己消化的句子能帮助盲人真正“看懂”电影更深的含义。很多人已经习惯，一部电影看下来，要听完最后的结束语，心里才觉得过瘾、满意。
电影讲得好坏关键就一点
平等对待盲人
《东京审判》是迄今为止大伟“电影进述史”中自己最满意的一部，尤其是最后的结束语讲完后，现场的气氛寂静严肃，少了平日的轻松。有位盲人说：“哭也哭不出来，觉得胸口堵得难受，但是又很激动、振奋。”大伟说：“这就是对民族和祖国的爱。”
平时在家看电视时，他的嘴也不闲着，跟着电视画面，练习边看边说。郑晓洁通常不看画面，一边听他说，一边提出疑问和建议，比如说“一个梳着奇怪发型的女人出场了”，就不如形容“一个梳着面包形状发型的女人出场了”。“他这个人本身语言组织能力就比较强，吵架我从来吵不过他。再加上这么练，我更吵不过了。”郑晓洁哈哈一乐。
“其实，电影讲得好坏关键就一点：体验盲人内心的需要，平等对待盲人。”而这一点，健全人往往忽视了。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弥补一个障碍，我给他们讲一个故事，与扶着我的母亲上楼梯是一样的。”
一次触摸长城的活动
改变了盲人对自己的看法
2006年10月14日，“红丹丹”组织了50名盲人朋友去摸长城。在很多参与者看来，这个活动让他们心中的世界变大了。“长城的砖原来是这样子，比我家的砖大好多呢。”“老听说慕田峪长城什么样，我以为就是山坡什么的，来了以后觉得真伟大。”“我感到很幸福。我感觉到我也不是残疾人了。”一次触摸长城的活动，竟然会给盲人朋友带来如此大的喜悦，甚至改变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大伟还有很多梦想
让更多盲人能“看”到电影
郑晓洁和大伟还有很多梦想，他们希望将讲的电影做成有声读物，让更多盲人能“看”到电影。希望培养的盲人主持人能参加残奥会的采访和节目播制工作。他们还设想建立一个中国残障人的主题公园。把世界上所有的著名建筑都做成模型，然后让盲人去触摸，甚至于把地铁、天空和地下都做成一种模型，让他能够知道天空是什么样，道路是什么样，桥梁是什么样，地铁洞是什么样，火车在里面怎么穿行的。
作为一个普通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盲人是最好也最容易做到的？郑晓洁说，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小方法，就是你站在他前面，把你的胳膊，左边或右边的胳膊给他，作为一个支点，他扶着你的胳膊，就像情人一样，挎着你的胳膊，你带他走一段路，引领他过马路。
苏京平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心目影院》广播节目主持人，他认为，任何人在生命的某一阶段，都会有残疾的时候。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残疾人，是在为整个社会，为自己储备关怀的能量。
综合央视《社会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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