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内核——两性和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文史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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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构建男女两性“和谐”的社会，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在为之努力,试图达到的理想目标，但是，所谓“和谐”之所指，之内涵，则大相径庭。

“夫为妻纲”、“三从四德”是封建时代两性“和谐”的经典理论。近代以来，兴女学、禁缠足是维新妇女观所想望的男女两性和谐社会的切入点。男女平权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追求的和谐理想。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没有人深刻地揭示出女性之所以受压迫的真正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男女两性的和谐，意味着两性间的独立与平等。这是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并将此目标与人类的解放联系在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女性解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出发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又一理论创新的成果。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践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对和谐社会的认识在逐步深化，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问题有待我们去探索。

　　和谐，包容着和睦、协调、平衡、平等、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和平共处、和衷共济等等多重含义。男女两性的和谐，意味着两性间的独立、平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并将此目标与人类的解放相联系：“如果没有两性相互间的独立和平等，那末人类的解放就不可能”。1

　　人类，由男女两性所组成，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男女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2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女性尤其在人类社会发端时代和人类自身再生产过程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家庭、私有制的产生，女性结束了辉煌的“女神”时代，成为“最先做奴隶的人类”。3从此，女性的历史直可称一部被摧残被蹂躏的历史。

　　其实，构建男女两性“和谐”的社会，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在为之努力,试图达到的现实目标，只不过，所谓“和谐”之所指，之内涵，于今有大相径庭的本质区别罢了。

　　封建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理论已成完备的经典：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便出现了刘向的《列女传》，从此后世沿续不绝；公元伊始有了班昭（曹大家）的《女诫》，后人相沿撰述不绝，而形成相当发达的女教书系列；二十四史之《后汉书》特立《皇后本纪》、《列女列传》，后世踵相效法。孟子云：“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班昭《女诫·夫妇》：“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列子·天瑞》：“男女之别，男尊女卑”。《白虎通·三纲六纪》：“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理学大师伊川先生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4封建教化之目的明确无误——务令女子信“顺”与“服”为天经地义，不可或违的指针，恪守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如此，“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5如此，男女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两性“和谐”，国宁邦安。否则“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即“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6

　　这便是中国传统的妇女观，它根植于中国宗法社会，是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集中表现为“乾坤正位”、“夫为妻纲”的价值观和道德礼教观。它织就了女性一生都无可逃遁的无形之网，且世泽绵长。

　　与中国传统妇女观相悖的却是与外国侵略者同来的西方传教士最早带进来的。

　　以1791年《女权宣言》为代表的法国女权运动首先兴起，继而英国、美国……乃至欧洲，遍地生花。然而，遥远而封闭的中国对于其时如火如荼的西方女权运动几乎是一无所知。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国门，传教士乘势涌入，情况才有所改观。西方传教士固然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对象，但不可讳言他们在西学东渐中所起的桥梁作用，对中国妇女运动客观上所起的初步的启蒙作用。他们通过创建教会女学，创办《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万国公报》等各种文化教育出版慈善活动传入中国的“福音”，包含有男女平等的内容。诸如提倡女子教育、反对缠足和溺婴、反对包办婚姻，宣传男女社交公开、自由择配，文明结婚等，透露了大洋彼岸妇女运动的信息。这里仅可称“信息”而已，因为西方传教士当时并没有把西方资产阶级妇女解放的理论全面、系统地介绍过来。

　　自从西方传教士带进来了与中国传统妇女观相悖的有关西方女权的信息，几千年沿袭深久的传统妇女观大一统的局面开始发生了变化，自欺欺人的封建“和谐”论终于被撼动了。

　　西方传教士传播的“福音”在逐渐开放的中国肯定是有影响的，不仅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那些最早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人，而且从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脉络看，这种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深远的，因为它直接影响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潮及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

　　郑观应在他著名的《盛世危言》曾为中国女性鸣不平：“人生不幸做女子，更不幸为中国女子”。并且反复说明“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的道理。陈虬在《救时要义》中列举富国之策和强国之策各16条，其中有3策涉及妇女问题：“弛女足”、“限姬妾”、“严嫁妻”，他说：“中国丁口约五万万，今无故自弃其半于无用，欲求争雄于泰西，其可得乎？”。宋恕在《六斋卑议》中特列〈旌表章〉、〈伦始章〉、〈救惨章〉3章，涉及女性的缠足、女学、婚姻、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尤其对童养媳、娼妓、奴婢、妾等4种女性，深表同情，并积极探求解放之策，力图以“法”保护女性的人身权利。留英10年归国的何启在《新政真诠》中写道：“君臣不言义而言纲，则君可以无罪而杀臣，而直言敢谏之风绝矣；父子不言亲而言纲，则父可以无罪而杀其子，而克谐充若之风绝矣；夫妇不言爱而言纲，则夫可以无罪而杀其妇，而伉俪相庄之风绝矣。”如此公开批判“三纲”，触到了封建礼教的要害之处，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乃至五四时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思路批判封建伦理纲常的。

　　早期改良主义思潮对妇女问题的注目，起了前驱先路的历史作用，但未能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直接作用。因为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妇女理论的输入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尚处于初始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旧学仍占统治优势，早期改良主义者也还没有与洋务派分道扬镳，跳不出“中体西用”、“中道西器”的窠臼。囿于此思想局限，则不可能动摇儒家学说和封建伦理纲常。

　　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经20余年缓慢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凝聚、崛起；西方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民权学说，汩汩东来，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挑战封建主义的理论武器，形成第一次近代意义的思想解放潮流。

　　康有为的《大同书》以相当篇幅论述妇女问题，除各章多有涉及外，还专设一章〈去形界保独立〉集中加以阐述。在“妇女之苦总论”中，以8个方面历数专制制度下女性被“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的痛苦，处于“为囚”，“为刑”，“为奴”、“为玩具”的地位，是“天下最奇骇，不公，不平之事”。从天赋人权观念出发，指出：“人者，天所生也，……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平，况男子之与女子乎？”并将妇女问题与人类文明程度相联系——“人道稍文明则男女稍平等，人道愈野蛮则妇女愈遏抑。”《大同书》是那个时代优秀的启蒙之作，代表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妇女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

　　梁启超的妇女观突出在两点：一是触及到女性受压迫的经济原因：“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女极苦。”7二是特别关注女子教育，在其代表作《变法通议》中特设一章<论女学>，又为中国女学堂起草《倡设女学堂启》、《女学堂试办略章》，强调女子教育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8

　　谭嗣同作为当时最激进的维新派人士，主张“冲决网罗”，首当其冲就是“纲常名教”，否定夫为妻纲、传宗接代、贞节、处女奇嗜等一系列封建伦理道德。提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9的男女平等思想。

　　维新妇女观将男女平等置于核心，理论阐发、舆论鼓吹，并力行于一定程度的女性解放的实践。维新派选择禁缠足、兴女学作为女子形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切入点。变法运动高潮中，不缠足组织及宣传活动风行一时；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诞生，打破了传统女子教育的禁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由此而正式发轫。

　　维新妇女观之局限在于难以摆脱封建的重负，他们倡导的“男女平等”是有条件的——禁缠足是为了解放形体；兴女学是为了培养“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0的贤妻良母，却几乎不涉及政治和经济解放，而后者恰是妇女解放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内容。总之，维新妇女观所想望的男女两性和谐的理想社会，建筑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维系于相应的上层建筑，必然难以突破封建的重围，其不彻底性是当然的。

　　维新变法、维新妇女观，既未能救中国出危亡，也未能救中国女子于水火。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女权革命说继起。

　　进入20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终于传入中国:《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于1902年出版发行，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著。原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在1903年出书。《泰西妇女近世史》、《论欧洲古今女人地位》、《贞德传》、《世界十二女杰》、《东欧女豪杰》等相继见诸报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问题的一些观点，也有了片断介绍。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妇女理论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革命派妇女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武器，妇女运动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短暂沉寂，以空前的规模兴起。资产阶级革命旗帜下的妇女解放运动首推《女界钟》的震撼。1903年发行的《女界钟》既是近代中国论述妇女问题的第一部专著，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妇女问题具纲领性的全面宣述。书中列举中国女性应该争得的6种权利——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并且明确地把女性解放同反清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爱自由，尊平权，男女共和。”《女界钟》敲响的是女子自由之钟，女权革命之钟。

　　但是，辛亥革命最终没有彻底摧毁封建堡垒，无论是从西方借来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还是已经本土化了的“女权革命”，中国女性除了开始清除裹脚布和初步获得一点受初等教育的权利之外，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都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利。

　　20世纪初叶，盛行许久的无政府主义妇女观公然对构建男女两性和谐的社会理想嗤之以鼻，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家庭，在于男性，因而主张“毁家革命”，鼓吹“无国家”，“无政府”、“无婚姻”、“无家庭”、“无姓氏”；提出“女子复仇”、“女界革命”、“家庭革命”，向男性复仇：“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以暴力强制男子，使彼不得不与己平”。11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妇女运动该向何处去？经历了民国初年女子参政运动的一阵红火热闹之后，在袁世凯独裁高压下再次沉寂的妇女运动，实际上处于一种等待，呼唤，期盼的状态。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新文化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开始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从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角度，解释女权低落的根源；从人类解放阐明妇女解放的必然，还女性以真确的历史面目。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妇女社会地位、历史作用、妇女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的科学分析和概括——女性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根源是私有制；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参加社会劳动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女性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人类解放具有同步性；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以及两性关系、婚姻家庭观等。其核心内容：妇女解放的目标是构建男女两性独立、平等，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之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2两文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把它运用到妇女问题的研究之中，分析人类社会不同形态下妇女地位同其时代的物质与经济的密切关系。

　　李大钊对贞操、节烈这一焦点问题，做出了符合唯物史观的科学结论，超过了同时代人的水平——“将来资本主义必然崩坏。崩坏之后，经济上生大变动，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变为公平的，男女的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的关系，没有男女的界限。贞操的内容也必大有变动了”。

　　李大钊对中国大家族制度进行剖析，揭示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深层原因：“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至于夫妇关系，更把女性完全浸却：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所以女德重‘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只用几个‘顺’、‘从’、‘贞洁’的名辞，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李大钊肯定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所具有的反封建意义：“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

　　李大钊抓住中国宗法制度这一社会特征，对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正切中了中国妇女问题的要害，是十分深刻的。

　　上述两文是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妇女观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重要著述，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自维新时代诞生的中国妇女运动，一般说来，都是中上层知识女性的运动。由于阶级局限，她们不可能反映劳动妇女的利益，每每以失败告终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在于脱离了妇女大众。《战后之妇人问题》13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观点论述妇女问题的一篇论文，指出：“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在这里，李大钊提出了妇女解放必须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部分的思想。

　　五四新文化时期，信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能够解决中国妇女问题，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意识。

　　最早是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14，介绍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和新型的两性关系：“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

　　1919年4月12—28日，《民国日报》连载长篇文章《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介绍苏联男女平等的教育，男女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及婚姻自主。

　　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演说《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之下，男女都要力作。未成年时候，受社会公共教育；成年以后，在社会公共劳动。在家庭不至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会受男子压迫，因社会主义认男女皆有人格。所以必到社会主义时候，才能根本解决”。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考察两性关系的历史沿革，预言：在未来社会“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创造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

　　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婚恋观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运用于中国妇女解放的实践之中。

　　李大钊的《理想的家庭》认为：“理想家庭最要之条件，就是Democracy平民之精神。”这篇讲演稿是后来发现的佚文，发表于1921年12月29日出版的《北京益世报·女子周刊》第53号，是研究李大钊家庭婚恋观的珍贵史料。

　　《婚姻自由》15指出：“一定要有自由恋爱的结合，才算真实、正确、含有意义的婚姻——才算婚姻自由”。作者指斥现在的婚姻是“买卖婚姻、劫掠婚姻、迫诱婚姻”。

　　《婚姻问题的三个时期》16勾勒出未来社会男女两性和谐的婚姻状态：“将来的婚姻是完全结成在自由上的、恋爱上的、绝对不容有第三者参加丝毫意见于中间的、绝对不再带有些微金钱和门第的性质的”。

　　1919年11月14日，在长沙发生新娘自杀于花轿之中的“赵五贞事件”，引起社会的震动。从16日—28日，仅12天的时间，毛泽东在《大公报》和《女界钟》上连续发表10篇文章，指出：“这件事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17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妇女问题的认识已经深入到“经济独立”的层次。

　　陈独秀提出了废止现行的遗产制度，“女子可以承袭遗产”的问题。18

　　陈望道指出女性早在数千年前便没有了经济独立，“象马牛一般，仰人鼻息”。主张“女子应有绝对的自由劳动权”。19

　　李汉俊认为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在于女子经济不独立，而“女子在经济上失了独立，是因为私有经济制度的发生和存在”。解决之途是“使一切女子都能得到经济独立，与一切男子占到平等地位，使一切男女都能得到互相交际机会。但女子要得经济独立，非先打破私有制度不可”。20

　　综上所述，五四新文化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妇女运动方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区域的妇女运动改变了当时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妇女的命运。

　　1.政治。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于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数次参政的努力，在苏区得以实现，与同时期的国统区女性参政状况形成鲜明对照。通过女工农妇代表会议，在苏维埃选举中女性代表基本上达到25%，或高于此数。1/4的女性在各级政府中担任职务。

　　2.经济。根据地的土地法规定男女有平等的土地分配权、占有权和使用权，土地证上第一次出现了女人的名字，实现了妇女已经失却了几千年的经济独立，为妇女解放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央妇委确定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支前扩红等各方面，妇女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3.文化教育。苏维埃区域内，男女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所有学校都招收女生。针对当时农村妇女文盲率达90%的状况，苏区开展妇女识字运动，成千上万原来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在各种妇女夜校、列宁小学、识字小组里扫盲。

　　4.婚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相继颁布，确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原则，考虑到根据地的现实情况，规定了在离婚问题上偏于保护女性及保护军婚的内容。苏区的婚姻改革实质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婚姻观，结合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婚姻制度的一场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彻底革新婚姻制度积累了经验。毛泽东认为其重大意义在于：“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中国四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21

　　新中国诞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之一，在法律规范、经济状况、参政程度、受教育规模、家庭地位乃至社会地位的提升等各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历史跨越，创造了为世界所瞩目的骄人成绩。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为妇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显现了严峻的挑战。女性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才干和能量，同时在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获得长足的进步。

　　逾半个世纪的国史，记载着党和国家领导全体公民为建设男女平等，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的一步步努力，其间，不乏坎坷和挫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引导着人们对妇女运动的未来发展进行新的思考。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以来，已届十载，流行于西方的“新女权”、“性别意识”等随之传入中国，产生影响。同时，中国社会显现种种新的问题——女工下岗、新主妇阶层、失学乃至家庭暴力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新的问题如何解释？解决？因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当代的实践和研究，更具有急迫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原理——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建立男女两性的独立、平等、和谐社会。这个目标距离现世界到底还有多远？看来只能用“任重道远”这4个字作答了。

　　注释:

　　1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9页。

　　3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13页。

　　4宋·朱熹：《近思录》卷六。

　　5《周易·家人》

　　6《尚书·牧誓》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论女学》。

　　8同上。

　　9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下册

　　10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

　　111907年《天义》报第2卷：《女子复仇说》、《女子宣言书》。

　　12李大钊：1919年12月1日《新潮》2卷2号、1920年1月1日《新青年》7卷2号。

　　13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6卷2号。

　　14李大钊：《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5卷5号。

　　15炳文：《婚姻自由》，1920年2月《妇女杂志》6卷2号。

　　16陆秋心：《婚姻问题的三个时期》，1920年4月《新妇女》2卷2号。

　　17毛泽东：《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1919年11月16日长沙《大公报》。

　　18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1920年1月1日《新青年》7卷2号。

　　19陈望道：《创刊宣言》，1921年8月3日《民国日报·妇女评论》。

　　20李汉俊：《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独立》、《男女社交应该怎样解决》，1921年8月17日、9月14日《民国日报·妇女评论》。

　　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4年1月）》，《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第1册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