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著名外交家周南口述在外交部的最初岁月

　　周南（1927—）曾用名高庆琏、高庆琮。祖籍山东曲阜，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燕京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外文系。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后，在中央外事学校学习、任教。

新中国成立初，任北京外国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部班主任、法文部级主任。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管团内勤组组长。进入外交部后历任驻巴基斯坦使馆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外交部办公厅一科副科长、科长，西亚北非司科长，驻坦噶尼喀使馆二等秘书，驻坦桑尼亚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等。1971年11月起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历任一等秘书、参赞、副代表（大使衔）。1983年1月起历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外交学院院长（兼），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等职。为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韩念龙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后，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团政委的韩念龙接到电报，叫他近期回北京。因为我国跟巴基斯坦建交了，确定他到巴基斯坦当大使。韩念龙原来在军调部呆过，是军调部驻淮阴小组的代表，挂的军衔是上校。韩念龙决定要我跟他去巴基斯坦。我当时在朝鲜任志愿军俘管团内勤组组长。

　　韩念龙是贵州铜仁人，是一个老革命，抗战以前就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抗战以后被编入新四军行列，后来调到华东野战军第三十三军当政委。1949年12月下旬，韩念龙在杭州参加解放定海作战会议时，突然接到调离部队的命令。接到命令后，他向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请求：组织上是否可考虑不调动自己的工作。陈毅的答复直率简单：“少说废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周总理来电催了。”韩念龙只得离开三野，去向周恩来报到……

　　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休整了几个月，我就跟韩念龙去巴基斯坦了。当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不多，除了苏联、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余就是亚洲的几个邻国。

　　我们去了以后，巴基斯坦要派第一任驻华大使。我们派去的是位将军，他们也要派位将军到中国当大使，就是罗查将军。派出之前的一天，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司长坐在汽车里跟韩念龙聊天，他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印度潘尼迦大使是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的，我们这位大使，有人说是要安排向朱德副主席呈递国书。这个不合适，还是换毛泽东主席吧。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有6位副主席，朱德排在第一。韩念龙不知原委，当场就答复了一句：根据我们法律上规定，主席不在的时候，副主席照样可以代表国家接受外国驻华大使呈递的国书。这没什么差别。当时还没有颁布宪法，但是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开过，有《共同纲领》，还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他以为答得很得体，回去就发了封电报，告诉国内，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司长怎么说，他是怎么回答的。隔了一两天，一封电报来了，严厉地批评了韩念龙，说他犯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这么大的问题，你不请示，不报告，随便回答，应该作深刻检讨，而且要在全馆随员以上的外交官面前检讨。署名是周恩来。周总理还要韩念龙联系历史，检查过去有没有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全使馆外交官大概有十几个人吧，他就当着大家的面作检查，还要大家提意见，折腾了一两个星期。最后，一份详尽的检查报回去了。上边没说不可以，这才过了关。这次给大家的震动很大。因为印巴正在闹矛盾，从政治上考虑，我们应该平等对待。后来，罗查来了，果然不是朱老总，而是毛主席接受他递交的国书。随着中巴友谊的进一步发展，说明周总理是很有远见的。

　　1955年我离开巴基斯坦以后，中巴两国关系开始转变。特别是1960年，中印关系一紧张，这个三角关系就变化了。宋庆龄去访问，巴总理苏瓦拉底访华，就打开局面了。不久，韩念龙也调任中国驻瑞典大使，从此，我和韩念龙就没有再在一起工作过，但是友谊还是一直保存着。“文革”前后，他去琉璃厂去看旧书时还约上我，有时候一起买几本旧书。

　　我是在1951年8月去巴基斯坦参加建馆工作的，在巴基斯坦前后呆了4年左右的时间。原来是三等秘书，过了2年升为二等秘书。我在办公室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是郑为之，政务参赞。调研室主任是秦慎之，他是一等秘书。还有一个文化组。总务组组长是李玉池，他也是一等秘书，回族。因为到巴基斯坦，穆斯林国家，给他取了个回族名字，叫恩马尔。李玉池后来当了总务司副司长，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国驻索马里大使。其他一等秘书还有丁谷，三等秘书有韦建业。英语翻译除了温业湛，还有韦建业的爱人林蔼丽。

　　在巴基斯坦这几年，应该算作我的“外交学徒”生涯。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外交，外交到底怎么干，一开始大家都很茫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印度的关系是“兄弟去，拍一拍”，就是“印度和中国是兄弟”的意思。那时正是两国关系最热的时候，而巴基斯坦是冷的时候。巴基斯坦参加了美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那是包围我们的，是遏制中国的。美国搞“东南亚条约组织”，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又搞了一个“中央条约组织”。把穆斯林国家也搞起来，整个形成了对中国、苏联的包围圈。美国搞军事条约，巴基斯坦也参加了。当时外交很难开展。我记得一次韩念龙在宴会上碰到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弗鲁拉汗时，先伸出手来，他却调转头走了，不理你。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以民促官”，多做群众的工作，多做民间的工作。搞贸易，搞文化交流，办展览会。还派出了第一个伊斯兰朝觐团到巴基斯坦活动，然后到麦加朝圣。

　　更多的时间我们还是学习外交。1952年4月到5月开第一次使节会议，明确了要团结世界人民结成广泛反帝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区别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是说“分清敌友”，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争取团结。在策略上，要“细水长流”，要“弯弓不发”。这些都是毛主席讲的。策略上“后发制人”比较主动。帝国主义先打我们，先侵略我们，我们再后发制人。“不为天下先”，这是老子的思想，被运用在外交斗争上了。然后，怎么区别对待，要团结大多数，这些思想都在慢慢形成。等五项原则出来以后，经过万隆会议，就更清楚了。

　　经过第一次使节会议，从政策上、路线上明确了许多东西，组织纪律、业务工作得到了锻炼。在巴基斯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外交授权有限”，要提高纪律性，不能随便讲话，要多请示，多报告。我无论走到哪里，对下面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韩念龙挨批那件事情，用来教育新干部。第12 3 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