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三联书店计划五年内将曹聚仁的代表性著作分批出版25种。其中有一些将重加整理,更有不少则属首次在大陆与读者见面。本报选登的是今年推出的《人事新语》的第三部分“剧人剧话”,着重记叙梅兰芳、欧阳予倩等戏剧名家的往事,以及多年来搜集曲艺资料的心得与杂感。
梅兰芳
看我非我装谁像谁
与萧伯讷谈锣鼓
1933年2月17日,萧伯讷到了上海;先在马斯南路孙夫人寓中午餐,蔡元培、鲁迅都在座。下午二时,到了世界学院,应“笔会”的欢迎会。(“笔会”乃是世界性的文艺界小组织,中国笔会在上海,蔡元培、林语堂、李青崖……都是会员,我也参加过几次。至于今日在香港的中国笔会,怎么产生的,我就弄不清楚了。)在座五十多人,文艺界朋友以外,胡蝶和梅兰芳都在场。萧伯讷作简短演说:“诸君也是文士,所以这玩意儿是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则因为是实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写写的人来,还要更明白。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之,今天就如看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现在已经看见了,这就可以了吧。”当年,《论语》还出了《萧的专号》。
因为梅兰芳先生是演戏的,萧伯讷曾和他谈到锣鼓问题。萧问:“我有一事,不很明白。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为什么中国的剧场反而喜欢把大锣大鼓大打大擂起来?难道中国的观众是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若是叫英国的小孩子听,一定会惊疯的。”当时,梅先生答道:“中国戏也有静的,譬如昆剧,从头到底是不用锣鼓的。”大概梅先生当时不便于细谈,就这么取巧地说说就算了。
我当场也不曾说什么,事后,我曾写了一封信给梅先生,也寄了一份给萧伯讷。信中说:
艺术的形式,必然会受社会环境的决定,都市艺术鉴赏者,对于反映农村社会的戏剧艺术,每每不能了解。萧伯讷因此对中国剧场的大锣大鼓大打大擂起了疑问。(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也曾说过:“中国戏剧的第一种特色,是乐器的嘈杂在想象以上。我在起初未曾听惯,除了用两手把耳掩住,总是坐不牢的。”)用大锣大鼓,原是草台戏的打击乐器,因为在农村广场上,轻音乐反而太低、太静,大打大擂,正是适合大众的实际需要,不到农村去听中国戏,不会懂得锣鼓的妙处的。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涨,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广场,远远地听起来看起来,自有他的风致。”至于昆曲,那是进入了庭院的戏曲,已经以管弦为主,也有锣鼓,也有小锣小鼓为主的。
这是我和梅先生通信之始。
杜丽娘、穆桂英
有一朋友问我:什么是“梅派”?这又不是我所能谈的了,因为我一向不会唱戏,连听戏都不行,分不出梅、程唱腔的同异来。我只能说我是看戏,在听戏的行家看来连外行都不是。
张季直把中国戏剧的新生命,放在欧阳予倩、梅兰芳的肩上,他在南通更新剧场建了“欧梅阁”,我已说过了。可是,他们对于艺术态度就有不同,欧阳氏是可以即席唱一段什么戏,不那么拘谨的。梅氏就把戏剧演出看作是一件极认真的事,不会即兴而起的。梅氏一上场,用现代术语说,便是“进入角色”了。梅氏曾经提到他的姨夫徐兰沅告诉他的一副对子:“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这便是“进入角色”的注脚。(艺术的真,只是像真,却是比真的还要真。法国有一位演醉鬼出色的丑角,有一回,他真的醉了,那晚演得最坏。梅先生演女人,比女人更像女人,所谓入化境了。)
梅氏一生演过的女性角色,属于闺门旦角这一型的很多;他自己最爱的是杜丽娘和穆桂英。他初学《牡丹亭·惊梦》,只觉得曲子那么好听,令人心醉,于是他就进一步把曲文弄清楚来,要从唱念做上传达出剧中人的内心情感。他明白杜丽娘是一个代表封建时代“千金小姐”身份的典型人物,她追寻一个理想的终身伴侣,但理想中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而有着寂寞、空虚、彷徨、抑郁的心情,不免游春伤感。他扮演杜丽娘,刻画三个层次的转折:一、从念独白到唱《山坡羊》为止,这一段因为春香已不在前面,所以怀人幽怨的心情就表面化了。渐渐地在困人天气中睡去。二、是两支《山桃红》曲子,她平时的理想人物在梦中出现了,梦中的情绪是奔放的,这是杜丽娘在全剧中最愉快的一段。三、是梦醒之后,有些惘然若失的意思,当着母亲的面前却要故作镇定,母亲走后,又细细回忆梦中的情景。
梅氏扮演《穆桂英挂帅》,那是他六十五岁后的事了。他以前也演过穆桂英的戏,如《穆柯寨》、《枪挑穆天王》,都是那位穆桂英青春热情的少女时期的故事。到了穆桂英挂帅,这位女英雄已经五十岁了,英雄迟暮,非复当年,在性格上当然不相同。这出戏,本来不是京戏,他是看了豫剧,马金凤扮演穆桂英,引起了他的兴趣,才移植过去的。他的老伙伴李春林对他说:“这出戏的穆桂英,又是青衣,又是刀马旦,京戏里从来没有见过。”
梅氏演老年的穆桂英,也很成功;大家说他在戏里几个捧印姿势,使人看了有雕塑美的感觉。F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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