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伟的速记人生

　　很多人都说速记是边缘科学，他却为此奋斗了一生。

　　他20岁开始从事速记研究，至今超过70年，是目前仍在世的、国际上公认的速记工作者。他90岁生日的时候，国际速联给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在刚刚揭晓的国家技术发明奖名单上，唐亚伟荣获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旧书店里一本不起眼的小书《传音快字》，决定了他的人生。

　　亚伟速记的诞生

　　1915年出生的唐亚伟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早逝，五岁便开始和母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仅学业优良，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他在中华三育大学读书时，勤工俭学给校长当秘书挣学费。在当秘书的过程中，总是感觉中国文字和语言之间在速度上的差距非常大，从而萌生了寻求一种能够快速、完整记录下文字的想法。一次偶然，他在南昌旧书店里看到一本最早的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蔡锡勇著)，就是这本不起眼的小书，从此决定了他研究速记的人生。那时，唐亚伟不到20岁。

　　唐亚伟介绍说，对于中国速记历史，国内专家比较认可的起源是1789年，蔡锡勇先生发明了中国的速记符号。这时正是清朝的末年，科技正兴起，清朝在搞洋务运动，世界则处于生产力大力发展的阶段。蔡锡勇的速记符号，是根据英国速记体系创建，用粗细线条记录字音。虽然在这之前也出现过一些速记符号，但都没有应用和推广起来，而蔡锡勇的速记经过一定的改革，已经在清政府很多机构应用起来，产生了一些实际的作用。如当时的江南制造所，已有专门人员给张之洞做现场记录；国民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也都是通过速记记录、整理下来的。经过考证，当时的局势，孙中山先生绝不可能身上带着厚厚的演讲稿，三民主义完全在他心里，演讲时候才记录下来。

　　研究速记的时候，唐亚伟发现，蔡锡勇的中国速记符号以英国速记体系为基础，根据毛笔的粗细笔道来记录。但当时科技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水笔，书写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唐亚伟又找到了英文的“皮特曼速记”和“葛锐格速记”进行比较和研究，希望总结一种适合中国人的速记方法。由于每天都要记录校长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唐亚伟试着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表文字，书写速度果然快了很多。于是，他结合汉语的结构、读音、语法学、词汇学原理，同时吸收国际速记学原理，终于在1934年，研制成一种流线体系的速记方案。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唐亚伟跟母亲一起流亡到了重庆。当时，抗战后方的许多单位都需要书记员，唐亚伟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但是，看到周围的流亡青年却为生计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萌发了把自己的中文速记教给大家的想法。办学首先需要教材，当时纸张非常贵，唐亚伟的母亲帮他借钱印了100本《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学校就这样开张了。唐亚伟写广告，他母亲颠着一双小脚，提着小糨糊桶到处张贴招生启事。不幸的是正准备开班，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把存纸张的一个茅房引燃了，所有东西荡然无存，这给唐亚伟的第一次创业带来了巨大打击。但他没有绝望，他又四处借钱，重新把这个学校建立了起来。1938年，唐亚伟的第一所亚伟速记学校在重庆诞生了。对于学员，他只收一点教材费。

　　1942年春，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陶行知、李公朴、顾执中等社会名流担任董事。唐亚伟以“格瑞格”方案椭圆体为蓝本的中文速记成为中国速记界的主流，以至于中国速记都直接简称为“亚伟式速记”。

　　受聘不但没得到钱，还捐了不少钱

　　董事长是冯玉祥

　　当时的重庆，社会各界人士都集中于此，各种思想都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唐亚伟结交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就是当时冯玉祥将军的秘书。在一次冯玉祥召开的“献金会(为抗日筹募资金)”上，唐亚伟作为热血青年发表演讲，号召大家捐钱，极富感召力。后来据冯玉祥的秘书讲，冯玉祥悄悄地问这个人是谁，要把他吸收进“利他社”。从此以后，唐亚伟经常出席冯玉祥将军组织的各种各样的聚会，并担任了“利他社”的副秘书长，还结识了陶行知、李公仆等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得知亚伟速记学校，了解了速记的重要性后，冯玉祥主动要求当董事，他不但没有为自己的职位得到过钱，还为学校捐了不少钱。他还说，小孩应该从三岁起就学速记。

　　到了上海以后，唐亚伟想办学校，但找一个校舍非常之难，在朋友的帮助下才终于找到了一个二层的小洋楼来办学。当时的上海，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刚刚搬进几天，青红帮的人就到来询问背景。为了保住这个难得的一块栖身之地，无奈之下，唐亚伟又去请冯玉祥将军帮忙。冯玉祥将军派来士兵，荷枪实弹，并带来一块牌子，牢牢地钉在了唐亚伟二楼的大门上，牌子上赫然写着“军管重地”，落款是“冯玉祥”，这个牌子钉上以后，唐亚伟再也没有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骚扰。

　　在上海立稳脚跟之后，唐亚伟的学生逐渐增多，亚伟速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几乎天天唐亚伟都刊登速记广告，亚伟速记在上海和很多的知名品牌几乎是同样的。而且，在“人人识字、人人速记”办学宗旨的影响下，唐亚伟为此不遗余力到处奔波，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亚伟速记在当时达到了第一次的顶峰时期。

　　加入“利他社”后，唐亚伟经常与一些进步学者和工商界的进步商人一起谈论有关“利他”的问题。不少商人朋友都跟唐亚伟说，你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出资金，让你从事实业或者从商，唐亚伟却始终没有答应，他虽然也有过实业救国的想法，但他始终坚信教育也同样可以救国。不久，由于受到冯玉祥将军爱国思想的影响，唐亚伟与很多进步人士都签名反美扶日，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和白色恐怖，终于上了警察局的黑名单，唐亚伟和一些进步人士被迫逃亡到香港。

　　他不愿意远走他乡，而是抱定了要为自己的国家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回归学校

　　在香港期间，唐亚伟原就读的“三育学院”的老院长几次找唐亚伟，让唐亚伟跟他到美国去发展，但是唐亚伟始终不愿意远走他乡，抱定了要为自己的国家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邀请在香港避难的进步人士回来建设新中国，唐亚伟记得他们几百名进步人士乘坐着悬挂意大利国旗的邮轮通过台湾海峡，平安地抵达天津。下船之后，他们即刻被当时的政务院安排住了下来，负责接待的是在政务院任秘书长的林伯渠同志。著名的爱国人士刘定武先生把唐亚伟介绍给林伯渠的时候是这么讲的:“他是我的生死朋友，不但非常爱国，而且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希望能给他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林伯渠同志说:“那很好啊，新中国解放以后，就需要大量的人才，既然原来是搞教育工作的，就到教委做一个副主任好不好？”唐亚伟认为自己“虽然爱国，但是不懂马列主义，不能胜任领导工作。他跟林伯渠要求，希望先学习一下马列主义，然后再去工作。林伯渠非常高兴，马上安排唐亚伟到华北政治研究院去学习马列主义，当时给唐亚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就是著名的马列主义学者艾思奇先生。

　　学业完成以后，原则上从哪里安排的学员就分配到哪里。唐亚伟是林伯渠同志安排过来的，政治研究院准备把唐亚伟分配到政务院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唐亚伟开办的速记学校都给政治研究院写信，希望唐亚伟回来主持工作。而唐亚伟自己也有这样的打算，既然认定了教育这条路，唐亚伟就希望自始至终地走下去。就这样，唐亚伟又回到了亚伟速记学校。

　　唐亚伟从钢琴演奏上受到启发

　　中文速录机的问世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后期，唐亚伟感到手写速记的简单符号来记录语言，最大的障碍就是在练习每个笔划之间的大小比例的时候产生了巨大的困难。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一种机械速记，唐亚伟也打算从这方面研究。由于当时获得国外的资料极为有限，他基本上是靠着自己一点一滴地对过去一些机械速记的原理的不停断的研究，几乎到了着魔的境地。当时各种打字机，可以说只要有键盘图的打字机，都做过专门的编码，但是由于当时打字机极为昂贵，买不起，只能每次创造一个方案以后自己用键盘图悄悄地练。算到93年的亚伟中文速录机的研制成功，近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研究出的方案不下一百种，如果把方案从地上摞起来，可能比唐亚伟自己还要高。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计算机开始进入国内。自从了解了电脑以后，唐亚伟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把速记和电脑结合，把最复杂、最繁杂的工作交给电脑。正因为速记后期“翻译”最累，导致了速记很少有人在用。那么，普及速记的最好方式非电脑莫属。然而，对于一位对电脑一窍不通的老人而言，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了。

　　唐亚伟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速记能不能按照拼音完全打出来。当时，他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输入方案，利用标准键盘一键一击，一只手打声母、另一只手打韵母。由于汉字基本都是声韵结合的，两只手正好声、韵分工。按照这个设想，每分钟应该能够输入200字。但是，这样一来两只手太忙了。不过，唐亚伟发现，汉语里面双音词最多，怎样利用这种双音词的特色，开发便捷快速的电脑速记方法？

　　唐亚伟从钢琴演奏上受到启发，既然弹钢琴可以一只手弹主旋律，另一只手弹和弦，甚至可以交叉弹奏，那么电脑速记完全也可以采用双手同时敲击键盘输入的方法。因为两只手同时敲击键盘，记录的速度自然能够明显提高。但是，这个想法引发的下一个问题是，必须抛弃现有的计算机键盘，重新研制一种新型的速录键盘。凭借深厚的速记功底、丰富的编码能力和扎实的拼音功夫，唐亚伟重新对键盘进行设计。面对26个字母，声码需要用几个键、韵码需要用几个键、按键相互之间的关联等等，成为他每天琢磨的重点。1993年，唐亚伟终于拿出了一套完整的电脑速记编码方案和速录键盘设计。但是，计算机速记在当时计算机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让别人听起来是那样的陌生，与人合作开发的事宜一再搁浅，后来才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公司。

　　直到1994年，经过了几百个日夜，速录机终于在北京展览馆最显著的展台前亮相。30分钟的演讲后，与会者在出门的时候，每人可以得到一份热腾腾的快报，这就是用速录机来进行实时记录、瞬间完稿，用速印机把一张张的快报印刷出来的。这无疑是国内拿到的最快的小报了。

　　唐亚伟虽然一直在学术领域很有声望，却在年过90岁以后，才开始拿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我国中文信息处理领域最高科学技术奖——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一等奖(2006年11月)，及2006年度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拿第一个奖的时候，他担心自己这样一个老古董去拿科技进步奖，会不会让领奖台下的观众觉得很不协调；拿第二个奖的时候，他带头把获得的奖金当场捐给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希望它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其他领奖人也纷纷效仿捐出奖金，其中一位都下了领奖台了，又回来把奖金交给了大会主席)。第三个奖虽然不是第一，但由于一等奖的空缺，唐亚伟的二等奖同样熠熠生辉。颁奖仪式还没举行，他便又许诺一定要把奖金捐了，看来其他领奖人又要有压力了……

　　记者心语

　　唐亚伟七十多岁的时候，还总是喜欢骑自行车走来走去。一次被汽车剐倒，摔了一跤，脑部出血。治疗期间，唐亚伟叫不出任何人的名字，即使是面对着亲人，但他却能清晰地说出“速记”。病愈后，家人都嘲笑唐亚伟说，你是六亲不认，只认识一个“速记”。老人对速记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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