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我与兰登书屋》

　　《我与兰登书屋》是美国出版史上的一部经典性回忆录，其作者贝内特·瑟夫（1898-1971）也是美国现代出版业承上启下的标志性人物。1925年，他和唐纳德·克劳弗尔两人合伙从正在走下坡路的前辈出版家利弗莱特手中买下“现代文库”丛书，开始独立创业，两年后将出版社正式命名“兰登书屋”。

在随后的四十多年中，他们将兰登书屋逐步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出版集团。在这本书中，作者讲述了他创业经营过程中无数幽默、有趣的逸事，其中涉及他与很多作家如尤金·奥尼尔、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杜鲁门·卡波特等人的交往，也有关于他和美国其他出版家的交往，还谈到了他经营出版社的过程中碰到的各种逸事与经验谈。

　　今年是兰登书屋成立八十周年，也是《我与兰登书屋》在美国问世三十周年。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首次获得授权的《我与兰登书屋》插图全译本。

　　彭伦

　　两年多以前，我在上海外文书店原版书区域的历史传记书架最下一层意外发现AtRandom：TheReminiscencesofBennettCerf这本书。抽出来翻看，猛然想起来，这不就是十多年前的那本《我与兰登书屋》吗？

　　《我与兰登书屋》精装版初版于1977年，在贝内特·瑟夫逝世六周年之际由兰登书屋出版，2002年兰登书屋成立七十五周年，出版社又请作者长子克里斯托弗·瑟夫作序，推出平装版。尽管该书版权为兰登书屋所有，但由于初版时间久远，独家代理兰登书屋翻译版权的版权代理公司数据库中并没有这本书的资料。幸运的是，不久我即随同黄育海先生参加了2004年法兰克福书展。我心有不甘，径直跑到兰登书屋的展台询问。可是一般的年轻工作人员怎会了解这样一本近三十年前老书的版权状况呢？这时，兰登书屋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帮了我的忙。她颇为兴奋地说：“这是一本好书！”并热情地介绍我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去找他们负责国际版权的一位小姐妮科尔谈。“书展结束后我会回公司查这本书，你回去等候版代公司的消息吧。”妮科尔把书名记下来，笑着对我说。接下来的事就十分简单了，一切如愿。

　　《文汇报》的陆灏兄获知我要翻译这本书，欣然将他收藏的三联版《我与兰登书屋》借给我作参考。我这才发现，这并不是全译本。译者特意说明：“为使本书集中于塞尔夫发展兰登书屋的全过程，译者将本书原文中叙述他幼年生活的片断及个别与本书主题关系并不密切的章节有所删略。译者相信这些节略将不会影响读者对塞尔夫这位卓越的出版家的了解。”

　　也许两位译者自有他们的道理，但在我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被三联版译者删略的开头两万多字内容里，作者从自己童年的家庭生活说起，写到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毕业后在华尔街的荒唐工作，乃至一脚踏进出版业、在利弗莱特出版社积累工作经验的过程。这些生活经历均与作者日后创立兰登书屋以及他的整个人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单的删略只能令读者看不到作者性格、人生观的发展历程，难以理解他与许多朋友、事件之间的渊源和联系。而在作者创立兰登书屋之后的内容中，也有个别章节、段落被删略，最明显的是在某个章节中，作者讲述他身为自由派出版人，与两位极有争议的极端保守派惠克特·钱伯斯与乔治·索克斯的交往以及出版《联邦调查局故事》的过程。这整个章节的删除影响了读者深入认识作者在政治立场、交友标准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微妙关系。

　　可能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或者无从查找资料（当时查找资料远没有今天便捷），旧的译本在涉及出版业专业背景的词汇翻译上很容易出错。譬如对出版社书目、图书发行、出版品牌、书系、图书俱乐部、图书附属版权、文学经纪人制度等许多出版专业背景知识的翻译和理解不够准确，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作者行文和出版业的理解。此外，由于当时的译本并没有列出译名对照表，许多人名、书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与今天约定俗成的译名也相差甚远（书中提到的许多图书现在已有中译本），这也令今天的读者很难对号入座，无法将自己所知道的知识与书中提到的相应内容一一对应起来。

　　距离1991年三联版《我与兰登书屋》的诞生已经超过十五年，中国出版业在这十五年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版权贸易空前活跃，出版集团的裂变整合已不算新鲜事，图书俱乐部（书友会）也出现了。我重新翻译这部美国现代出版史上的经典作品，固然是出于自身对贝内特·瑟夫由衷的敬佩和对这本书的热爱，希望能尽量弥补过去译本中存在的一些遗憾，也希望它有助于国内出版同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中获得新的启迪，对国际出版业有更深刻的认识。

　　2007年是兰登书屋创立八十周年，也是《我与兰登书屋》问世三十周年。这一新版中译本，是对贝内特·瑟夫这位伟大的出版家一种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