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而激情的七月

　　孙钿年届八旬时回忆往事说，“我去宁波原是临时的逗留，想不到这一逗留竟然46个年头。”

　　孙先生说的这趟宁波之行，发生在1950年。那年他33岁，到宁波的目的只是探亲访友。结识的人员中，有辛亥老人张葆灵和后来当过宁波市副市长的进步文化人士翁心惠，正是这两个人的挽留，孙钿成了宁波人。

　　比较起来，张葆灵的劝说也许更起些作用。他早年留学德国，与孙钿也曾东渡日本，有一种共同经历上的共鸣；张葆灵爱惜人才，为少年陈布雷就读杭州高等学堂写过三封推荐信的善举，孙钿也早有耳闻；更主要的是，时年已七十有余的张葆灵依然热衷于教育，希望孙钿留下来，就是因为办学缺乏师资。孙钿在一腔热情的感召下，做出了暂留宁波的决定。

　　在那之前，孙钿没有从事过教学工作，他的经历所勾画的，基本上是个诗人和革命家的形象：16岁起，就已在上海的学校办剧社、编刊物，从事进步文学与戏剧活动，后遭反动当局搜捕，被迫去了日本，进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就读，直到抗战爆发才重返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发表创作。

　　孙钿先生最为意气风发的时期，应是20岁以后的一段岁月。他壮怀激烈热情高涨，写诗，也写散文，作品不断发表在巴金主编的《烽火》和胡风主编的《七月》等著名文学杂志上，后来干脆参加了新四军，在大别山区行军打仗。全国解放前，则往来于香港、上海等地，担负党的地下工作。这时候，他已经是个出版过诗集《旗》、《望远镜》，小说集《在乡村里》、《初生期》、《高野亮兄之死》等著作的知名作家了。

　　按照这样一条发展轨迹，进入五十年代的孙钿，脚下的路应当是平坦的，不论在哪里，也不论从事何项工作，也许都不重要。他可以继续创作，等待党给他分派新的任务，也不妨先到学校去教一段时间的书。因此孙钿进了翁心惠任教导主任的宁波市中学，做了思想政治课的教员。

　　现在看来，孙钿先生当初留在宁波，虽说是出于一种偶然因素，但实际的情况却也很是微妙。新中国建立了，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不需要了，上面就一直没有再派人来联系过他。在市中教了两年书后，1953年春，孙钿被调往宁波市卫生学校任副校长，短期的从教，似乎正在转变成长期的职业。

　　五十年代的大部分人，遇事都不太会计较，孙钿也一样。他完全把教育岗位当做了自己的新领域，工作很出色。1955年5月初，还被推荐为宁波市观摩团的成员，赴上海参加欢度国际劳动节的庆典。

　　但诗人的心是敏感的。其时已经开始的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在他心里就涌起了一种不祥之惑。这不仅因为自己曾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许多作品，还在于两人的关系一向密切，多次在武汉、重庆、上海聚晤，甚至在日本人攻打香港时，他就和胡风一家住在一起，共过生死。孙先生一方面不相信胡风会是反革命，另一方面，也为那个“集团”的说法感到自身的岌岌可危。

　　果然，刚从上海回宁波，孙钿就接到了去杭州“开会”的通知，一去就被宣布逮捕，因胡风冤案的株连而入狱。

　　在中国新诗史上，孙钿属于“七月派”诗人。这一流派的诗人，基本上都受胡风事件的牵连而蒙难，但是与浙江另一位“七月派”诗人冀汸先生相比，孙钿在狱中的时间要短得多，拘押了一年之后就被释放了，这大约和他过去的革命经历有关。可是到了1957年，却又被错划为“右派”，再度受难。这一次的时间就长了，几乎一直延续到他晚年。

　　诗人孙钿停留在了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停留在流火炙热的七月。阿垅在他的诗集《旗》列为“七月诗丛”出版后，写过一篇评论说，“孙钿底诗在我们，也就好像春雨沛然中的溪涧，……奔腾而坚执，呜咽而高歌，巨岩不可阻遏，堤围无从强制，被曲折了然而不改流向……”虽然后来的许多年里，孙钿的创作一直没有中断过，甚至在第一次出狱后，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但这面受伤的“旗”终究已不复当年，它的继续飘扬，只是在以一个诗人坎坷的人生遭际，印证着早年那个真实而激情的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