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医改遭遇效率诘问
太多的说不清楚,导致中国众多公立医院正在泥潭里挣扎。
比如,到底是客观政策的“逼良为娼”,还是主观因素的“自甘堕落”,使医院因“高收费”犯了众怒?再如,医院“高收费源自高成本”的可信度究竟几何?甚至,几乎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医院成本。
凡此种种,令身处医院的管理者、工作者苦闷不已,让以医院为对象的研究者困惑不已,也使难免与医院打交道的公众头痛不已。
健康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医疗卫生体制是国家为实现国民健康目标,保障国民基本健康权益,在卫生筹资、卫生服务和卫生管理等方面建立的基本制度。
一个国家医疗卫生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社会制度、政治意愿、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集中财力建设城乡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了符合当时国情国力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有效缓解了职工及其家属患病的经济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解决因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而导致的“看病难、住院难”问题,国家实行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发展卫生事业的方针,鼓励社会办医、私人开业和中外合资合作兴办医疗机构,逐步放开药品价格,允许医疗机构按成本收费,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行定价等。
时至今日,“看病难、住院难”却演变成了“看病难、看病贵”,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1996年作出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了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性事业,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呈现出淡化之势。
这是因为政府投入不足还是因为医疗系统“市场化”所致?一时间难获共识。
接下来的追问包括,医疗系统是否出现了真正意义的市场化?对这个“市场”的高需求为何没有带来高竞争之下的社会收益?医院的效率目标应该如何界定?
矛盾的背后,皆是生命的损失。这使我们有勇气涉足其中,看能不能探出些希望?
《瞭望》文章:医院运营的泥潭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作出“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判断之后,围绕医院效率的争论日趋激烈。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实习生王争
“从1956年至今,医疗系统的改革依然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把医生当作公务员来管理,这导致我国医疗资源一直是低效率、高成本的。”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官员此言一出,立刻遭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的反驳:“怎么能对医生讲效率呢?这好比让国防讲效率就是要多发动战争一样,我们决不能把医生、医院推到赚钱的战车上。”
寥寥数语的辩论,使前不久在北京举办的“北京大学—北卡大学全球健康论坛”的现场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围绕医疗制度改革的观念交锋,这些年来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部门之间趋于激烈。
“这种缺乏共同语言的情况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卫生部门抱怨财政投入不足,财政部门认为医院像个无底洞,投进去的钱根本就没有花好,双方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
在这场争论之中,医院的效率问题成为一桩“公案”,它历史性地横在了医改战车之前。
是钱不够还是效率低
“相对于有效率而言,我认为补到位更重要。”胡善联向《瞭望》新闻周刊评论道。
一位接触高层、有丰富卫生工作经验的专家出具了这样一组数据:2004年,我国财政用于医院、乡卫生院和妇幼保健院的医疗补助经费仅277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2%,占各类医疗机构总收入的7%。
这位专家对此数据的评价是:“政府的卫生投入特别是医疗服务投入比重过低,与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很不相称。医务人员的工资、奖金、基本建设和设备采购等,都要靠医疗服务收费来筹措,必然导致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弱化,趋利行为增强,公共服务的作用下降。”
他进而表示:“医疗服务机构的创收机制,导致医药费用越来越高,群众看病越来越贵,部分群众难以支付,出现了医疗服务的严重不公平。”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刘军民去年撰写了一篇题为《健全我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文章,认为“当前我国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公益性淡化是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财务管理体制、财政补偿机制不健全则是公益性淡化经济上的重要根源”,但他同时强调:“健全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机制,核心是要提高财政补助的绩效,并提出符合激励约束相容的原则,通过政府有限的资金投入,引导、激励公立医院自主、高效地实现公益目标,最大程度地提高对医院补助的效率。”
“争论是好事,争论可以帮助我们把问题和困难估计足,在补贴群体之间寻求平衡和妥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她认为,目前一些的建议对医改复杂性的判断并不充分,开出加大政府投入的药方是对的,但过度依赖政府投入进行医疗改革,只能是对过去不足的弥补,谈不上改革和制度创新。“医院投入是个无底洞,不能把它想象成有限的;政府投入能力是有限的,却把它想象成无限的,这肯定有问题。”
杨燕绥继而评论:“这可能导致政府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并不清晰的制度安排中,甚至进入低效率和寻租的制度漏斗里,如果政府出了钱,老百姓还是没受益,那就是公共悲剧。”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这是对的。但回归公益性质不等于公立医院就可以不讲效率、不讲成本核算、不受经济规律的约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称,“公立医院同样需要提高效率,同样应该争取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否则,如果过多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而不谈它的效率,那么,公立医院存在的一些浪费现象就更有了制度上的保障。这怎么是对人民负责呢?”
胡善联主张依靠财政部门的指导、卫生部门的监管、审计部门的审计,来克服投入效率低的矛盾。“财政部门应该加大投入,更应该指导好这笔钱怎么花。卫生部门也要转变职能,履行好裁判员的职责,把投进来的钱监管好。至于审计部门,其严格的审计工作也将产生积极的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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