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忽视的“打工”文学

　　进入21世纪以来，复杂的历史机缘使底层写作成为文学界的热点话题。

　　现在看来，认为底层无法以文学的形态呈现自身不过是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底层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打工文学等非主流话语中展示自己的处境和意志，打工文学早已参与开创了当代的底层写作。

　　在试图表述底层时，任何不身处底层的知识分子都不能不面对身份上的分裂：他和他叙述的对象之间存在着身份、立场、情感的差异，因而他很难判断自己重构出来的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底层。对于大多数打工文学的参与者来说，上述困难并不存在：作为打工者，他们就活在底层，他们对底层的叙述就是底层的自我叙述。作家张伟明曾经有过在底层打工的真实经历，他的小说《对了，我就是打工仔》叙述了底层知识分子作为打工者的自我意识。小说中的“我”是个想出书的普通打工者，知识分子与底层的一员，与大多数底层个体相比，知识分子善于自我审视、自我呈现、自我塑造的特征在艰难时世中变成了巨大的优势，“我”把底层打工者的处境、思想、愿望、屈辱和尊严都变成了文字。这是一种倔强的底层写作。它不是忧郁地展现底层打工者的苦难，而是透过诸如溜冰场上一显身手，“溜得那么利落，溜得那么优美，溜得那么洒脱”的得意展示，进而探索他们内心深处自我超越的冲动。

　　虽然溜冰场并非表达普通打工者处境的最佳意象（它的平滑与打工道路的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系），但作者依然通过在溜冰场滑冰表达了底层打工者自我超越的意志。底层在这时不是一种静态的、被动的、惰性的存在，而是力量、冲动、向往、激情。打工者之所以选择了打工，就是为了超越自己的底层处境。他们在“异地的月色里积攒着梦想”，希望能够尽快抵达能够改变处境的“下一站”。他们是被未来招募的劳动者。理想是他们的真正雇主。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使他们不断将自己抛向前方。底层处境在打工文学中是背景、起点、超越的对象，不是命运。打工文学的深层冲动不是展示底层的苦难，而是向世人敞开底层个体的生命意识。这是我们研究打工文学时应该注意到的。

　　打工文学的最大价值在于呈现了底层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对于安子等在现实生活中演绎了奇迹的打工作家来说，底层个体能否自我救赎、自我提升、自我塑造显然已经不再是个问题。如果说部分底层个体走向成功的轨迹尚不足以代表底层的总体命运的话，那么，打工文学对底层的总体呈现则表达了某种更深沉的吁求。在有关蛇口工业区的报告文学中，作者罗建琳虽然仍以恳求的口吻呼唤来自上层的重视和关爱，但底层打工者总体对平等的渴望和要求仍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不难看出，作为底层写作的特殊样式，打工文学最终想改变的是上层／下层的阶梯本身而非其具体构成。当个体之间（打工者与老板、本地人与外地人、农民与市民）的平等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时，打工文学的使命才能初步完成。呈现底层总体的自我救赎、自我提升、自我塑造，乃是打工文学担当自己使命的重要方式。当然，到目前为止，打工文学在这方面还没有创造出足够强大的文本。或许，打工文学尚需要寻找每个人都能获得平等表述的话语平台。至于这个话语平台是正在兴起的公民写作，还是其它的什么样式，我想未来的打工文学会给出自己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