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奥斯卡和“我们”

　　奥斯卡和“我们”

　　其实，如果不老盯着那些国产大片，奥斯卡离“我们”并不遥远。

　　撰稿／王 倩（记者）

　　奥斯卡的影响力似乎在下降，但这不影响在大洋此岸的我们对它的持续关注。首先，我们在2月26日这份获奖名单里发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那就是荣获最佳纪录短片奖的杨紫烨；其次，本届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双料大奖的影片《无间道风云》也与香港影片《无间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打破常规的美版《无间道》

　　奥斯卡之夜属于马丁·斯科塞斯。斯皮尔博格、乔治·卢卡斯与科波拉给最佳导演颁奖，当颁奖嘉宾人选提前揭晓时，最佳导演的人选其实已经不言而喻。30多年前，马丁·斯科塞斯和这3个人是新好莱坞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被称为“电影小子”（movie brats）。“感谢电影学会颁给我这个奖，还邀请我的老朋友来颁奖，让我仿佛回到了37年前。”马丁·斯科塞斯在获奖感言中如此说。

　　但出人意料的是，好莱坞竟然将“向斯科塞斯致敬”进行到底——今年的最佳影片也给了《无间道风云》。大部分影评人在预测奖项时都将今年奥斯卡的冷门放在了“最佳影片”上，可是结果变成了毫无悬念。

　　马丁·斯科塞斯的《无间道风云》上映以来，虽然获得了较高的声誉和票房，但在华人圈中却始终倍受争议。

　　同一个剧本，拍出了港版和美版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在影评人曾子航看来，港版《无间道》是小资的，精致的，迷离的；而美版《无间道风云》是草根的，粗犷的，底层的。这恰恰是很多华人影迷无法接受《无间道风云》之处，尤其是《无间道风云》中明显属于斯科塞斯特色的地方——穷街陋巷的视觉风格、粗犷豪放的草根味道、脏话连篇的人物对白、眼花缭乱的快速切割。

　　正在观看奥斯卡颁奖直播的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文学与电影助理教授宋明炜说，《无间道风云》好就好在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创造性上。在宋明炜看来，香港电影因为情节剧的传统而一直存在一种陈规，比如梁朝伟的忧郁和周润发的造型。华人影迷们看港片时自然会有一种期待，看到这种陈规就会觉得很舒服。“而斯科塞斯恰恰就是打破陈规的导演。”

　　和自己以往的作品相比，《无间道风云》被公认为是马丁·斯科塞斯的妥协之作。和好莱坞主流价值观的背离曾经是他不受奥斯卡青睐的最主要原因，比如获得1977年奥斯卡大奖的《洛奇》讲述了史泰龙如何从卑微的小人物向拳王发起挑战、赢得尊严，但斯科塞斯却选择在随后的《愤怒的公牛》中去描写拳王如何放弃、为何离去。“他一直是美国独立电影的代表，相当长时间内不被好莱坞主流所认可，但进入90年代以来他也开始走商业路线（《纽约黑帮》和《飞行家》），走到现在也该被认同了。”宋明炜说。

　　“他借用了香港的故事，但在剪辑和镜头运用上，以及新的人物关系上，他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宋明炜认为，“电影最后当打算离开的比利（迪卡普里奥饰）在房间里收拾东西时，那么短的段落，那么小的房间，他会用俯拍的镜头，再加很多特写，机位变化得非常丰富，当时就觉得很震撼，只有大手笔才做得出来的那种。”

　　斯科塞斯与本片改编编剧威廉·莫纳汗说他们在创作期间只是参考了转译的中文剧本，并没有看过港版的《无间道》。斯科塞斯在故事中引入了南波士顿的爱尔兰黑帮和该社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与社会环境，按照传统好莱坞的叙述语言和镜头语言，“做得很地道，又有自己的创新”，宋明炜分析说，“正如我们现在说希区柯克等著名导演，他们都是在非常遵守好莱坞叙事规范的条件下，在镜头和剪辑上有一些巧妙的地方。斯科塞斯也是如此，另外还要再加上对人物心理强烈的理解力和表现力。”

　　在曾子航看来，华人影迷们不满《无间道风云》，除了港版珠玉在前的原因外，可能还因为字幕翻译比较差，尤其是剧中大量的粗口和俚语，导致很多人对影片寓意的忽视。比如科林·苏利文（马特·戴蒙饰）被杀后，一只大老鼠爬过窗口，比喻美国社会是老鼠横行的地方。港版中没有这个情节，而这正是斯科塞斯一贯的批判色彩；美版中警察粗话很多，预示了警匪一家；黑帮老大弗兰克·科斯特罗（杰克·尼克尔森饰）开篇送科林·苏利文入警校的那段父子情，美版渲染得很厉害。但后来弗兰克为了自保去当线人，而科林也觉得被养父出卖而去杀他，很有弑父的意味。而港版中在相应人物之间并没有这样深刻的情感和关系。

　　令人动容的《颍州的孩子》

　　虽然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的提名，但依然没有太多人关心这部取材自中国的《颍州的孩子》。尘埃落定，当旅美华人女导演杨紫烨站在奥斯卡颁奖礼上用中文说到“感谢所有的抗艾滋英雄，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的人们”时，她最想要的恐怕不是奥斯卡的荣耀，而是何时能让这部39分钟长的纪录片在国内公映。

　　《颍州的孩子》的镜头里记录了安徽阜阳一群艾滋孤儿真实的生活境遇。男孩高峻的父母因艾滋病去世，相依为命的奶奶也“离开”了，叔叔因怕别人的歧视而不愿收养他。在阜爱协会的帮助下高峻走入艾滋家庭，在那里开始了他短暂而快乐的儿童生活，但艾滋病毒的恶化让他不得不再一次地离开。片中不时穿插任楠楠和黄家三姐妹这些因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的生活，家庭的贫穷与无力，亲情的冷漠与无奈，周围人的歧视与无知，自己的恐惧与无助。但最终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帮助下，他们渐渐走出艾滋病魔的阴影。

　　导演杨紫烨1997年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先后取得绘画和电影制作硕士学位，她在美国担任了多部电影和纪录片的剪辑和制片。就在2001到2002年间，杨紫烨在报刊上看到了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此后和艾滋病专家、美籍华人何大一博士的交往更坚定了她拍摄艾滋病题材纪录片的信念。2004年，她和资深电影制片人Thomas Lennon（《颍州的孩子》监制）成立了CAMP（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项目）并开始工作。CAMP和NBA、何大一博士合作，拍摄了《姚明约翰逊艾滋公益广告》，深受好评并获得了多个国际奖项。

　　2005年2月春节期间，杨紫烨第一次走近了她镜头下的那些艾滋病孩子们，此前她和丈夫变卖了美国那处居住了16年的房产，搬到了北京定居。“当时黄家三姐妹的父母刚离世，高峻孤苦凄凉而且受艾滋病折磨得很无奈，楠楠和相依为命的姐姐之间的感情都深深地触动了我。”杨紫烨回忆说，此后摄制组几乎每个月都会到颍州当地去跟踪拍摄这些孩子的情况，最终拍到了80多小时的素材带。

　　2006年夏天，纪录片《颍州的孩子》拍摄完成，并在8月加拿大多伦多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举行了首映式。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被邀请担任首映式主持，“现场有5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记者，一半左右都来自非洲。大家看完都很感动，很多人都流泪，国际上评价非常高。非洲记者都说，艾滋病在非洲那么多年，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如此深刻地反映非洲当地的情况。”

　　《颍州的孩子》没有解说词，只有画面和同期声，完全靠画面的解读，让很多人不能接受，不理解，觉得压抑和阴暗。“当时就有部分记者提出说很压抑，甚至有点负面。但纪录片结尾是向上和给人希望的。”李希光告诉记者。

　　加拿大之行结束后，李希光将《颍州的孩子》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参加中国首届健康传播大会，该片获得了大会设立的首届艾滋病报道奖中唯一的纪录片奖。但遗憾的是，除了与会的获奖记者、部分政府官员和国内外学者外，再没有其他公众看过《颍州的孩子》。

　　“看了《颍州的孩子》，你不会再歧视艾滋病人。消除歧视，太难了。”李希光在得知纪录片在奥斯卡上获奖后，立刻向片方发出了贺电，并传达了自己的邀请——来清华大学为大学生们放一场《颍州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