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传媒法制报道的三个理论问题(组图)-搜狐新闻

　　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无论从法制建设还是从宣传工作角度，法制新闻宣传越来越重要。全国有不少专门的法制报刊，电台、电视台也都有法制栏目。学法普法，宣传法治成绩明显。现在大家不甚满意的是：节目展现犯罪过程，难免有教唆的负效应。

　　这也是一个法制新闻宣传的老问题。记得十多年前，我在新闻出版署主管报刊管理时，就曾多次召开过专题研讨会。那时，版面上刀光剑影、血污枪声，曾引起社会，特别是家长和学校的强烈不满，现在应该说是情况大有改观，但仍未杜绝。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入手来进行剖析找出对策。

　　一、读者的六种需求与传媒法制报道的功能定位

　　为什么要办传媒？从读者方面来说，有六种需求：刺激、休闲娱乐、信息、知识、思想、审美。从传媒来讲，它承担着五种功能：传播信息、宣传教育、提供娱乐、传播知识、批评监督。

　　现在传媒根据受众需求不同，搞分众传播，实际上就是按照读者的不同需求分类供应。不同的传媒，就是要在这六种需求与五种功能中分别找自己的定位。比如“星光大道”、“超级女声”等节目的定位是娱乐，而“擂台”、“挑战”、“谁是英雄”等节目的定位是刺激加娱乐。

　　传媒的法制节目主要应该发挥传媒的宣传教育、传播知识功能，主要满足读者对法制信息和法制知识的两种需求，当然附带还有传播法律思想，塑造观众的法律理念。总之，有一个基本的定位：法制节目不是休闲娱乐。

　　当前某些媒体在法制宣传报道方面存在的误区，突出的表现是着眼点不是满足受众的信息、知识需求，传播法律知识，启发法理，而是去迎合刺激需求，暴露血淋淋的作案细节和赤裸裸的犯罪过程。不是行使教育功能，而是通过刺激行使娱乐功能，而且还是一种阴暗、灰色的娱乐心理。定位不准，节目的效果就不好。

　　表一：

　　二、受众心理与传媒选择

　　以上从宏观上分析了受众的六种需求，传媒的五种功能。我们还可以接着归类分析一下受众对法制内容的接受心理。即受众怀着什么动机看我们的法制报道：这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种是满足刺激心理。一般而言，新闻就是新奇，是“人咬狗”，超乎寻常。一些人看法制节目，是寻求娱乐，喜欢它的惊、险、奇、巧。案件越复杂，越扣人心弦；场面越刺激，越吸引人。

　　二是利益攸关的心理。一些人看案件报道，心里就想这个案例与我有关系没有。比如治安案件、房产纠纷、交通事故，都会引起一定人群的注意。因为这些事，大家都可能碰到，想了解到底法律是怎么规定，运作的。

　　三是社会责任心理。很多人看法制报道，既不是求身心刺激，也不是直接为着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是关心国家、社会的稳定，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公正和利益。

　　读者、观众看法制报道大致不外乎这3种心理。针对读者的心理，法制传媒的编播指导思想如何选择？毫无疑问，应该是倒着来。首先是着眼培养读者的社会责任，其次是回答与部分受众利益攸关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为吸引读者可能要借助一点满足刺激的接受心理，但要适可而止，这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传媒的引导作用是通过法制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提高国民的法制素质。

　　根据这个指导思想，传媒的法制报道应进一步体现3个着力点：

　　一、案例选择，应强化法律阐述，而淡化案件过程，特别要避免过分的细节渲染。当然，一点过程没有也不行，那不是大众传媒，而是法制理论了。但编者心里要明白，要掌握这个度。用案例就是让人看一个打碎的鸡蛋，目的不是欣赏四溅的汁液，而是提醒人们加倍小心，不要把鸡蛋打碎。

　　二、报道视角，要反题正做。案件内容罪恶，是坏事。我们的视角，是要教育人们，怎样制服罪恶。报道效果要让不法分子看了有震慑感，群众看了有安全感，干警看了有光荣感。总之，要让读者或观众看了我们的报道后，觉得社会正义战胜了邪恶。而不是产生相反作用。

　　三、宏观比例上，各种法律案例应平衡报道。现在刑事案件太多。事实上，在《宪法》这个根本大法下，与《刑法》处于同一平台的，还有《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极大。近十年来，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其中刑事法律的比例不到10％，我们的案例报道在宏观上也应该有个比例。不要一讲普法，就想到打击犯罪。似乎除了犯罪，其他都不违法。只要不犯罪，社会上就太平了。现代法治理念，法律首先是人们的权利。日常生活处处关系到人们的权利，处处需要法来调整。

　　通过着力点的选择，传媒的法制报道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受众的社会责任感和国民素质，而不是哗众取宠，只求轰动效应，像鲁迅讲的那样“耸动低级趣味者的眼泪”。

　　表二：

　　三、法律底线与道德养成

　　胡锦涛同志提出开展“八荣八耻”教育，有深刻的意义。法律和道德是下游与上游的关系。法律是社会安全和谐的底线，刑法更是社会的最底线，如果一切都要等到碰底线时再管，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就没有安全感。就像一个学生成绩总在60分上下波动，就总让人不放心。

　　我们的节目，如果总是在罪与非罪上波动，就难免要人心惶惶。法律背后是道德。知耻和犯法中间还有很长一段缓冲地带，路不拾遗与杀人越货还相距甚远。这个距离越远，社会就越安全、越和谐。就像治水，法律是工程治理，打一道水坝，硬性阻挡；道德是生物治理，种树种草，减少水土流失。我们可以修水库、打堤坝，但不要破坏生态平衡，而且要着眼保护和改善生态——也就是道德养成。

　　犯罪，肯定是道德败坏的结果；所以法制宣传不但要让人知法，还要让人知耻。知法，是分清罪与非罪、守法与违法；知耻，是分清对与错、美与丑。所以，法制宣传也是从美丑入手的道德教育。

　　从一定角度讲，一切传媒都是在引导和调整受众与对象间的关系，即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黑格尔论述这种关系时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由动物进化而来，本质里有粗野的一面，因此要“用艺术”传媒这双慈祥的手把他与自然分开，不能搞自然主义；二是人对外物有两种心态：占有的欲望与非占有的思考（理性的分析和审美）。传媒，特别是法制传媒，不能挑动受众的占有欲望，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分水岭，比如一个案例传播之后，是让观众、读者去学着贪钱、抢物、包二奶，还是分清美丑、对错，唤起社会责任、提高道德修养。这就是传媒人的责任，也是宣传的艺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当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总而言之，法制宣传在完成普法教育的同时，还应当承担道德教育的责任，这实际上是为法治涵养道德基础。从源头上减少犯罪源，减轻法制压力，求得社会长治久安。事实上，社会和谐不能单靠法律，不能一家包打天下。所以中央强调综合治理，还专门有一个“综合治理委员会”。

　　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