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根治垄断行业工资过高

　　中央党校一项对国企收入分配的课题报告指出，当前国企收入分配的基本情况有:员工平均工资递增速度最快；行业工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经营者平均年薪与员工平均工资的倍数维持未变。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看，当前国企收入分配矛盾比较突出。

　　该课题报告建议，要采取措施根治垄断行业收入过高。

　　体制弊端

　　国企员工收入畸高畸低

　　中央党校课题报告指出，在国企，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

　　通常国企员工可以划分为经营管理人员、科技人员、一般员工。从研究一般员工收入分配的角度，按个人收入的高低，可以将他们分成高、中、低三个收入群体。总体来看，近三年来国企员工平均工资增长是较快的，但“平均数”掩盖了矛盾，目前主要矛盾集中在“高”、“低”这两头。

　　从高收入群体来讲，核心问题在于垄断行业。今年中央企业2005年度财务决算披露后，垄断行业的收入情况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从行业收入统计分布看，人均收入排前10位的多是垄断行业，而排名在后的行业都是竞争较充分的行业。在发达国家，有专家研究指出，收入行业差距一般在2－3倍。我国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主要不是来自这个行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也不是来自他们的努力，而是来自于垄断。

　　同工不同酬现象十分严重

　　从低收入群体来讲，突出问题是“两低”。所谓“两低”，一个“低”是指国企非正式职工的收入低。非正式职工包括劳务工、农民工，但主要是指农民工。在国企，对农民工不是实行按劳分配、而是按身份分配的情况比较普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同样是一个电梯工，正式职工每月高的可拿3000元，农民工低的只有600元。

　　退休职工成“新贫困人口”

　　另一个“低”是指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的收入低。近年在大庆和鞍钢等地发生了一些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理论上，有些专家在研究我国解决贫困问题时提出，改革开放在农村大量减少了贫困人口，成就举世瞩目，但在城市却出现了转轨时期特有的“冲击型贫困”、“选择性贫困”问题，直白地说，一部分退休职工、下岗职工成了“新贫困人口”。

　　体制弊端改革不到位

　　国企一般员工收入“高”、“低”两头存在的问题，与收入分配宏观调控没有及时跟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不完善等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必须看到，国企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的根本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指导思想上对收入分配改革重视不够，对深层次体制弊端的改革不到位，至今还没有形成完全按劳分配的机制。

　　考核漏洞

　　经营者收入高低缺乏依据

　　中央党校课题组报告指出，经营者收入高低缺乏依据，按要素分配改革远未到位。

　　国企经营者一般讲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领导班子集体，包括董事会、党委会、经营班子全体成员；另一种仅指总经理一个人。从法人治理结构理论看，经营者年薪主要是研究总经理的年薪。现在社会公众对国企经营者收入的议论，首先集中在收入水平的高低之争上。

　　一种观点是他们收入偏低。2003年，据对我国大型民企、外企经营者收入的抽样调查，大型民企总经理年薪，低的40多万元，高的200多万元，平均108万元；大型外企由本地中国人任总经理的，他们的年薪平均165万元。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进一步认为，如果考虑到国企经营者还要承担很多特殊的社会责任，他们的年薪只是民企的三分之一、外企的五分之一，就显得过低了。

　　另一种观点是他们收入偏高。人们为什么对民企、外企经营者拿高收入没有意见、而对国企就有意见呢？国企经营者收入高低之争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问题。概括起来:一是对国企经营者的管理在本质上仍视同公务员。他们的行政级别虽被取消，但本质上与国家公务员一样，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行政任命上岗的。二是国企的考核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问题的结症首先还不在于绩效考核制度是否科学、工效挂钩系数是否合理，而在于经营业绩是否真实，负盈不负亏的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在国企时有发生的情况是，老总在位时，业绩很好，离任后一审计，往往出现很大窟窿。理论界把这一现象称为“马桶效应”。三是国企经营者的职务消费不很规范。在民企、外企，经营者的职务消费是比较规范的，有些甚至没有职务消费。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GE中国公司总裁在任期间经营业绩十分突出，仅因带着他的妻子去美国开董事会报了一张飞机票，而被公司开除。相反，一些国企经营者职务消费不很规范。

　　当前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存在的根本问题，是理论上还没有真正解决国企经营者收入的依据，实践中还没有建立起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分配原则和分配机制。

　　明确原则

　　循序渐进标本兼治

　　按照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六中全会的精神，中央党校报告建议，下一步推进国企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在战略上明确以下三个原则:

　　在生产与分配关系上，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分配依据上，要坚持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对经营者按管理贡献进行分配；在改革目标和措施上，要循序渐进、标本兼治。

　　从我国国企的实际情况出发，目前在倍数控制方面，除进一步对经营者职务消费进行规范管理与实行公开披露，并加大理想、情感方面的教育与引导外，有几种具体措施可以探索:实行平均数控制；加大年金的激励作用；积极探索持股计划。

　　根治措施

　　打破垄断控制收入过高

　　中央党校报告指出，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改革，根本是要打破垄断。加快我国垄断行业改革，根本问题还是要取消行政保护，并对垄断行业进行综合治理。除要严格执行即将出台的名义工资总额控制制度外，还应研究制定以下措施。

　　第一，抓紧取消行政保护，尽快出台《反垄断法》。

　　第二，实行行业工资分类调控制度。对竞争型企业，应继续改进与完善工效挂钩制度。对垄断竞争型企业、完全垄断型企业，则应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探索新的个人收入激励制度。有的打破垄断、实行竞争后，进行工效挂钩；有的则应参照公务员的薪酬制度进行管理。

　　第三，加大利税调节力度。在实行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中，对于垄断企业利润，提高上缴国家的比例；在税收调节方面，对垄断行业加征或提高利润特别调节税。

　　第四，强化审计工作。不仅对企业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的真实性进行审计，对企业员工特别是经营者获得的各种货币性、实物性的隐性收入，也要进行重点审计。对于违规违法的，要加大惩处力度。

　　第五，建立严格的披露制度。公众公司包括国有企业的个人收入应当成为公共信息，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首先在垄断行业要向全社会公开披露经营班子和全体员工的收入，增加透明度。

　　中央党校报告认为，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对国企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放在收入“高”、“低”这两头。对经营者的高收入不能简单限制，而应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贯彻按要素分配原则；对一般员工中的低收入者，包括农民工、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等，都应着力提高他们的收入。

　　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