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相深看：不当补偿政策凸显公务员改革困境

　　滕朝阳

　　据3月2日《新京报》援引《法制日报》的消息说，安徽省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辞职从事非公有制企业工作，辞职者可领取相应的工资补偿。据称，这一政策旨在畅通公务员出口，同时弥补非公有制企业的人才缺口。

　　这样的优惠政策，在公务员自是感到浓厚的“人文关怀”。但在公务员之外的其他群体，则不免“义愤填膺”。为什么非公务员群体辞职就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政策？难道公务员真有高出其他群体的特权吗？这样的优惠政策到底有什么过硬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出台上述补偿政策的部门，对这几个关键问题恐怕未必答得上来。

　　当然，补偿政策的价值取向，看起来是不错的：既可畅通出口，又可弥补缺口，仿佛真有一举两得之效。但从实际来看，补偿政策几乎是无效的：安徽省有关人士坦承，该政策出台后，真正辞职下海的公务员寥寥无几。这样的实效，与当初政策设计者的初衷或有不小差距。但在我看来，这种结果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结果是补偿政策出台后，真的有不少人“下海”。有人或许会说，目的不就是要推动公务员辞职吗，何谈最糟糕？此言似是而非。补偿政策说到底不过是“诱之以利”。在有所作为且选择空间较大的人，有这样一笔补偿当然比没有好，于是乎辞职；而那些离开公务员系统便很难生存的人，这样的补偿又不足以打动其心，于是乎留了下来。也就是说，这样的补偿政策若有效，也将造成一种客观上的“逆淘汰”；而类似“逆调节”，几乎是所有发生过的机构改革的一个共同特征。

　　在我看来，安徽对公务员辞职的补偿政策是很不严谨的。这不仅表现在未充分考虑到社会公众的反应，也不仅表现在“具体补偿金额没有设限”，同时还表现在这一政策边界的模糊。看起来，这一政策适用于其所在地一切公务员（“逆淘汰”由此成为可能）；但人们却不清楚，他们要“赎买”的究竟是岗位还是具体的人。倘若是一个人的辞职即意味着一个岗位的消亡，则或可言“为财政节省开支”；倘若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为财政节省开支”从何谈起？

　　近几年报考公务员热高烧不退，这未必是好事，却在客观上给公务员系统及其改革造成一定的压力。但从观察到的包括安徽在内的改革方案来看，公务员改革还未走出事实上的困境，尚未取得令人眼前一亮的实质性进展。论其原因，当然与历史有关。效果欠佳的历次相关改革，仿佛已造成某种路径依赖，并由此形成无意于进取的精神惰性。但现实境遇中的人们，并不能自免其责，一味地诿过于既往。事实上，“凡进必考”并未得到普遍而严格的执行，“进口”环节中的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而“出口”渠道的畅通仰赖于协商式补偿政策之类，则明显意味着公务员系统缺乏刚性的考评约束机制和有效的自我净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