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案,是强奸等性侵害案件的代称。由于此类案件有其特殊性,目击证人和物证较之其他类型案件更难取得,因此走访被害事主、审查嫌疑人,从中进行甄别、妥善处理更是门学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一级警督、从事“花案”审讯工作20年的汪秀珍就是这样的专家。在三八节来临之际,记者专门采访了这位20年探审强奸嫌疑人、探究真相的女警官。
让证据撬开嫌疑人的口
一年夏天,一名东北妇女穿着被撕破的衣服,头发凌乱地跑进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强奸。
她的女儿在北京一所私立舞蹈学校上学。因为家里困难,她专程到北京请求校方减免部分学费。校长的司机看到需要帮助的女事主起了歹意,对她承诺:如果有什么困难,他可以帮忙。女事主觉得对方是个好人,恰巧她租了处房子,请司机帮她拉一下行李。结果司机径直拉着她去了自己家中,并强行让她留下来,她死活不同意,最终因无力反抗被司机强奸。事后,她穿着被撕破的衣服逃出来报警,而司机坚持说是两厢情愿,还给了钱。“两厢情愿为什么她的衣服都撕破了?”面对汪秀珍的讯问,司机仍然咬紧牙关反驳:“她想陷害我!”
不能证明是强迫就难以认定强奸罪。为了搜集证据,汪秀珍到司机家调查走访,找到司机的儿子做工作。“事发当天你爸爸在干什么?”“在家里。”“你怎么知道?”“那天他让我到离家挺远的地方给他买烟,出门前跟我说回家前先打电话,如果他手机开着就回来,如果关机就别回来。”
“你鬼鬼祟祟地把孩子支出去,自己在家究竟干了什么?”拿着孩子的口供,汪秀珍最终撬开了司机的口,让他到牢狱里度过6年的时间。汪秀珍说:“强奸案件几乎都是一对一的,很少有人发现,而且很多被害人怕人发现,事发后将仅存的一些证据都毁掉了,这也是很多嫌疑人拒不认罪的心理底线,因此撬开嫌疑人的口就更要依靠铁证。”
强奸案数量锐减变种多
汪秀珍介绍说,强奸罪的本质是违背妇女意志,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时,强奸案件很多,最多时一天能接几十个案子,但近几年强奸案件越来越少,现在全区一年也就十几件。而且这种犯罪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出现不少变种。有的因为卖淫嫖娼起了争执而诬告,有的明明是两厢情愿,但因为达不到个人目的而报复。
汪秀珍至今对一起强奸案记忆犹新:“受理时我们都认为这是一起恶性摧残妇女的案件。手术时,医生从女事主的阴道里取出了1厘米长的钉子、瓦块、玻璃等,真是惨不忍睹。事主称被姐夫强奸,但嫌疑人被传唤后拒不承认。”
为了查明真相,汪秀珍专门到嫌疑人单位查阅考勤。发现女事主被强奸的当天,嫌疑人按时出勤,也没有早退。汪秀珍在嫌疑人单位到事主家这段路程往返多次,计算了时间。
汪秀珍说:“我发现嫌疑人如果下班后到事主家中作案肯定在晚上,但事主反映被强奸的时间是下午,以此排除了嫌疑人的作案时间。当我们把调查情况拿到女事主面前时,她才承认自己的伤害是自虐行为,她家庭困难,跟姐夫借了600元钱,就为了不还这点钱,强加罪名给姐夫。虽然出乎大家的意料和希望,但这就是真相。”强奸犯罪多是临时起意
“与抢劫、盗窃等案件以预谋为主不同的是,强奸犯罪多是临时起意。当人的生理需求和行为突破法律禁区的时候,强奸犯罪也就发生了。”根据自己常年办理此类案件的经验,汪秀珍总结出强奸嫌疑人的心理特点。“有的是误解,异性同事、朋友或熟人相处时间长了,男方误认为女方对自己有感情;有的先试探,比如男方用语言挑逗或做出拍肩拉手拥抱等动作,如果女方没有明显反抗,男方便变本加厉;有的抱有侥幸心理,特别是一些家在外地的嫌疑人以为作案后可以一走了之,警方也找不到他们;有的人甚至认为给受害妇女一些钱私了就能息事宁人。”
汪警官说,很多受害妇女的心理特点正好与嫌疑人的心理特点相对应。有的为了和上司、领导搞好关系,表现得体贴入微、对领导充满好感;有的像那名东北母亲,因为轻信别人,接受了异性的殷勤帮助便放松了警惕;还有的就是怕丢脸,事发后不及时报案,消灭证据私了,让嫌疑人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汪警官特别提醒女性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自爱自重,对于异性的过分行为坚决及时说“不”。一旦发生不幸,及时报案,留下充分的证据加大维权的可能。本报记者孙莹
通讯员张岩田健摄J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