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案，是强奸等性侵害案件的代称。由于此类案件有其特殊性，目击证人和物证较之其他类型案件更难取得，因此走访被害事主、审查嫌疑人，从中进行甄别、妥善处理更是门学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一级警督、从事“花案”审讯工作20年的汪秀珍就是这样的专家。在三八节来临之际，记者专门采访了这位20年探审强奸嫌疑人、探究真相的女警官。
让证据撬开嫌疑人的口
一年夏天，一名东北妇女穿着被撕破的衣服，头发凌乱地跑进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强奸。
她的女儿在北京一所私立舞蹈学校上学。因为家里困难，她专程到北京请求校方减免部分学费。校长的司机看到需要帮助的女事主起了歹意，对她承诺:如果有什么困难，他可以帮忙。女事主觉得对方是个好人，恰巧她租了处房子，请司机帮她拉一下行李。结果司机径直拉着她去了自己家中，并强行让她留下来，她死活不同意，最终因无力反抗被司机强奸。事后，她穿着被撕破的衣服逃出来报警，而司机坚持说是两厢情愿，还给了钱。“两厢情愿为什么她的衣服都撕破了？”面对汪秀珍的讯问，司机仍然咬紧牙关反驳:“她想陷害我！”
不能证明是强迫就难以认定强奸罪。为了搜集证据，汪秀珍到司机家调查走访，找到司机的儿子做工作。“事发当天你爸爸在干什么？”“在家里。”“你怎么知道？”“那天他让我到离家挺远的地方给他买烟，出门前跟我说回家前先打电话，如果他手机开着就回来，如果关机就别回来。”
“你鬼鬼祟祟地把孩子支出去，自己在家究竟干了什么？”拿着孩子的口供，汪秀珍最终撬开了司机的口，让他到牢狱里度过6年的时间。汪秀珍说:“强奸案件几乎都是一对一的，很少有人发现，而且很多被害人怕人发现，事发后将仅存的一些证据都毁掉了，这也是很多嫌疑人拒不认罪的心理底线，因此撬开嫌疑人的口就更要依靠铁证。”
强奸案数量锐减变种多
汪秀珍介绍说，强奸罪的本质是违背妇女意志，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时，强奸案件很多，最多时一天能接几十个案子，但近几年强奸案件越来越少，现在全区一年也就十几件。而且这种犯罪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出现不少变种。有的因为卖淫嫖娼起了争执而诬告，有的明明是两厢情愿，但因为达不到个人目的而报复。
汪秀珍至今对一起强奸案记忆犹新:“受理时我们都认为这是一起恶性摧残妇女的案件。手术时，医生从女事主的阴道里取出了1厘米长的钉子、瓦块、玻璃等，真是惨不忍睹。事主称被姐夫强奸，但嫌疑人被传唤后拒不承认。”
为了查明真相，汪秀珍专门到嫌疑人单位查阅考勤。发现女事主被强奸的当天，嫌疑人按时出勤，也没有早退。汪秀珍在嫌疑人单位到事主家这段路程往返多次，计算了时间。
汪秀珍说:“我发现嫌疑人如果下班后到事主家中作案肯定在晚上，但事主反映被强奸的时间是下午，以此排除了嫌疑人的作案时间。当我们把调查情况拿到女事主面前时，她才承认自己的伤害是自虐行为，她家庭困难，跟姐夫借了600元钱，就为了不还这点钱，强加罪名给姐夫。虽然出乎大家的意料和希望，但这就是真相。”强奸犯罪多是临时起意
“与抢劫、盗窃等案件以预谋为主不同的是，强奸犯罪多是临时起意。当人的生理需求和行为突破法律禁区的时候，强奸犯罪也就发生了。”根据自己常年办理此类案件的经验，汪秀珍总结出强奸嫌疑人的心理特点。“有的是误解，异性同事、朋友或熟人相处时间长了，男方误认为女方对自己有感情；有的先试探，比如男方用语言挑逗或做出拍肩拉手拥抱等动作，如果女方没有明显反抗，男方便变本加厉；有的抱有侥幸心理，特别是一些家在外地的嫌疑人以为作案后可以一走了之，警方也找不到他们；有的人甚至认为给受害妇女一些钱私了就能息事宁人。”
汪警官说，很多受害妇女的心理特点正好与嫌疑人的心理特点相对应。有的为了和上司、领导搞好关系，表现得体贴入微、对领导充满好感；有的像那名东北母亲，因为轻信别人，接受了异性的殷勤帮助便放松了警惕；还有的就是怕丢脸，事发后不及时报案，消灭证据私了，让嫌疑人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汪警官特别提醒女性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自爱自重，对于异性的过分行为坚决及时说“不”。一旦发生不幸，及时报案，留下充分的证据加大维权的可能。本报记者孙莹
通讯员张岩田健摄J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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