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名校标准衡量所有学校 大学质量需整体提高

　　不以名校标准衡量所有学校 大学质量需要整体提高

　　高校和政府都要耐得住寂寞

　　本报记者 原春琳

　　3月5日晚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王树国和东北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赫冀成做客本报、中青在线等联合举办的在线访谈，探讨如何进一步提高高等学校的质量问题。

　　不能用精英教育来衡量大众教育的问题

　　近几年来，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看法：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在下滑。他们的理由很简单：高校大扩招，录取分数线降低了，质量自然就下滑了。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代表说。他举了一个反证：如果仅用录取分数线来作为衡量的一个标志之一，有些发达国家宽进严出就不能理解了。因为学生在入学时不需要分数，质量好坏的关键在学生毕业以后的发展。“之所以形成这种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一个国家和民族从精英型高等教育转变成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人们可能还会用精英型概念来理解大众化的问题。”他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代表与赫冀成代表的看法相同。在他看来，社会之所以感觉高校质量下滑，一是前一段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前提下，学校由于扩招或者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摆在每一个学生和每一个学生家长面前，他们感受到现行教育与原来的精英教育完全不一样。因为以前学校数量有限，而且办学规范。现在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大学，这些大学在办学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经验的积累还是基础设施、教学规律的掌握方面，与原来的老牌大学确实有一定的差距。

　　“如果还是拿原来的清华、北大、东北大学、哈工大这些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学校，而这些学校由于基础所限或者是发展的能力所限，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给社会直接的反映是现在的教学质量不如从前了。”王树国代表说。

　　扩招过程正处于师资力量新旧更替阶段，也是社会形成高校质量下滑印象的一个原因。当时，有些年轻教师刚走上讲台，而现在，师资队伍已经逐渐走向稳定。另外，社会发展需要不同层次的学生。王树国代表说，前一阶段我们走过一些弯路，在培养层次上没有清晰的划分，老百姓把所有的层次当成高层次来统一对待，高等教育培养的模式和老百姓的期望值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老百姓自然就会感觉到反差比较大。

　　对于社会的误解，两位校长的态度都很明确：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向社会、老百姓、学生阐述这样的问题。但是高等教育不是想像的那么简单，有老师上课、有学生学就可以了。高等教育很复杂，千头万绪，社会了解的并不多。我们每个方面都和国外的一流大学有差距，都需要继续去努力。包括“211”工程在内的100多所学校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这批学校质量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

　　高校和政府都要耐得住寂寞

　　日本一所很有名的大学校长到东北大学开国际会议，一定要参观东大的学校食堂。看完以后这位日本校长非常惊奇：一顿午餐，各种食物加起来100多种花色。食堂一日三餐，每天有两万多学生同时就餐。“这种事情在我们那儿是不可思议的。”这位校长特别感慨。

　　对中国高校而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与国外大学相比，中国高水平的高校承担的任务要繁重得多。比如说科学研究，国外名牌大学主要做基础研究，他们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手段就是前沿性的论文。中国的大学在人才培养的同时还承担了科技创新的上中下游：基础研究做不好不行，技术开发做不好，转移不到生产力不行，另外还要求最好还能培育出高科技产业。这还不包括诸如医疗、招商、就业等问题。

　　王树国代表认为，高校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公益性事业，不是盈利性事业，它所要做的最主要的就是培养人才，一些高水平的学校还要从事科学技术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一个纯粹的公益性事业，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育人是一个长周期的活动：以学生为例，从四年本科、两年硕士到三年博士，加起来就是9年。毕业后走向社会，还不知道这个学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才，还需要社会的磨炼。

　　对于这样一个长周期的活动，王树国代表最担心的就是短期行为。比如说，今年一个项目立下去两三年就要出大成果，或者今年给你钱，明年要出高水平的论文。老师们已经非常可怜了：兢兢业业工作，承担很大工作量，同时又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比如他们的科研经费得不到稳定的保证，他们在整个育人环节当中没有相应的待遇等等。“在这样一个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你给老师提出了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要求他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够沉下心做研究，实际上我们有时做校长真的觉得挺为难。看到老师那么辛苦，我们其实心里也挺心酸的。”他说。

　　在相对浮躁的社会风气中，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有所作为。在前几天刚刚召开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个团队就因为坐了十几年的冷板凳拿下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赫冀成代表希望社会给高校两个好环境。第一是政策环境。高校就是高校，高校有它自身的规律和使命，不能什么事都能干。他希望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时候，政府各个部门的政策是能够遵循教育规律。政府各个部门不能光考虑自己这个行业、这个部门对高校有什么需求就出一条政策。这样的政策多了，弄得学校无所适从。

　　第二是舆论环境。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大学不是象牙塔封闭在那里。中国处于社会深刻变革的转型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在大学里都会有反应。赫冀成代表说，大学如果出事，我们一定要有责任感去解决它，但是千万不要太关注大学，社会上最好对大学多些理解和支持。

　　“我们的政府能不能耐得住寂寞，真正为了国家的未来，从今天开始，不为了三五年业绩的表达，纯粹是为了民族的未来，舍得下工夫给教育一个稳定的环境。”王树国代表建议。

　　大学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文化

　　这几年很多学校的硬件建设，比如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与过去相比，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学校的硬件建设发展起来了，要提高质量就必须加强内涵建设。”王树国代表说。

　　在他看来，中国的高校与外国名校相比，最大的差距是在内涵建设。这个内涵包括培养人才的基本环境和整个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也包括整个育人的过程当中，那些比较完整的或者有比较符合育人客观规律的细节上。比如说学校的氛围，每一个老师的言谈举止，甚至包括食堂员工对学生的态度，宿舍员工对学生的态度，可能都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学生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和反思。

　　赫冀成代表则把这个内涵总结为一句话：大学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

　　很多人不理解：大学怎么会没有文化？

　　赫冀成代表解释，大学有知识，但知识和文化不是一个概念。在他看来，大学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就是要构建大学的精神家园。目前不少学生和教师没有对事业追求的价值观，功利主义地做一些工作，这是人文精神的缺失。科学家之所以有所为，都是源于对事业的追求，而不是对分配的追求。而科学精神更好理解。舆论在惊呼学术腐败，实际上学术泡沫多于学术腐败。在一个充满学术泡沫的国度、国家和民族很难做出重大创新。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学生或者教授，可以用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多的东西，这绝对不是科学态度。而科学精神的培养并不容易，关键是合理科学的政策导向。我们不能像逼工分一样逼他发表多少文章，这样是不能把大师逼出来的。

　　好的大学一定要有大师。但是大师应该从哪里来呢？从外边花钱聘？自己培养？做好自己的事情，外边有一些有识之士能够主动加入到我们队伍当中来？王树国代表说，这些都是培养大师的不同渠道，但是最根本的渠道还是源于我们自身，我们要用现有的师资培养出真正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大学者、大师，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途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载人航天。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一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完成了中国几代人的飞天之梦。

　　“由此可见中国人不是不能做到，关键是不是我们能够完善一个或者是构造一个真正能够孕育出大师级人才的土壤，这是我们学校要做的。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培育学生，学校还有一个职责就是要为真正成长成为大师级的人才，构建一个好的环境。”王树国代表说。本报北京3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