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生涯对导演制片审片政策因素的四大追问

　　编剧生涯的四大追问

　　胡亚豳

　　作为一名编剧，与职业圈外的朋友聚会时经常要回答“做编剧是不是很浪漫”和“做编剧是不是很痛苦，因为写不同的剧本需要去体验不同的生活”之类的问题。答案是，一，编剧只不过是一份写字的职业而已，除非你非要把昼夜颠倒也当作一种浪漫；二，编剧基本不需要冥思苦索——它已经越来越流程化、工业化，也基本不需要体验生活，因为电视产业的急功近利决定了制片人不会给编剧留下多少时间去搞什么“体验”。

　　当然，做编剧的确很痛苦，但绝对不是出于上述原因。它恰如托尔斯泰名言的“颠倒版”：幸福的编剧各有各的幸福，而不幸的编剧则有着相似的不幸。

　　香山会议：为什么编剧想当制片人

　　2007年1月6日，北京的冬天。30个国内的一线编剧聚集在偏远的香山饭店，自发举行了中国编剧历史上第一次联合会议。这次会议的直接议题是声讨“《墨攻》导演张之亮侵犯编剧李树型署名权”以及“电视剧《沙家浜》侵犯原作者文牧版权”，前者把编剧李树型的名字排到了片尾第43位，后者不顾原作者家属的强烈反对，强行拍摄并开播，引起很大愤慨。30个编剧发表联合声明，声援李树型及文牧家人，并采取了一个在中国影视界从未出现过的行动：联名抵制张之亮和北京朱氏联合传媒有限公司，所有署名者宣布——不与侵权者合作！

　　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汪海林（《铁齿铜牙纪晓岚》、《神医喜来乐》的编剧）表示：“说到底，这两个案例都不直接与钱有关，更多的是涉及职业尊严，跟以往单纯的经济斗争相比，编剧们的抗争进入了新的层面。用编剧程青松的话来说，这是可以载入影视发展史的。国内的编剧们为了自身的权益，已经由以往的单打独斗进入了互相呼应、互相支持的阶段，一个编剧的权利整体正在渐渐出现。在这个阶段，我个人不希望只单纯地关注编剧的经济权益，编剧的核心权益是自身在影视行业中的地位问题。”

　　另一个发起人刘毅（《少年包青天》、《神雕侠侣》的编剧），性格是公认的温和，经常吃亏也无怨无悔，但他这次也忍不住了，将矛头直指制作人：“比起一般剧组里的场工、灯光之类，编剧的地位当然还不错，但在一些剧组，制片方往往忽视编剧的劳动，随便删改剧本，任意署名，编剧本身该有的作品完整权、署名权、修改权等都得不到保障。”

　　在香山会议的联合声明背后，是编剧们已经被压抑到谷底的职业尊严的一次总爆发，同时也暴露出编剧和制片方年深日久积累下来的矛盾，随着编剧力量的壮大和自身的成长，目前已经到了忍可无忍、一触即发的地步。编剧和制片人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制片方是编剧的衣食父母，同时又是编剧的天敌。在这对矛盾中，编剧一直处于绝对弱势。

　　侵权只是冰山一角，拖欠稿费、乱改剧本、出尔反尔、不遵守合同等等，都是编剧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家常便饭。说到拖欠稿费，笔者到目前为止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至今只被欠过一次稿费，是被一个突然兼做制片人的女明星拖欠了改稿的尾款，而她拒绝付钱的主要理由是：剧组的出纳对剧本不满。制片方虽然会先付订金，但最后编剧交完定稿之后往往有30%的稿费还扣在制片方手里，能拿到这笔钱的机率跟赌大小获胜的概率差不多。

　　至于合同，制片方是不会在意的——所谓合同，就是乙方需要遵守而甲方不需要遵守的一份文件。他们的随意性很强，你永远不知道这部戏拖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制作人什么时候突然就停掉不做了。笔者眼下正在做的一部戏，足足等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正式进行，在这段漫长的等待中，我几乎连什么戏都不敢接。有时，编剧为了保险起见，不得不同时接几部戏，因为其中总有戏会黄掉，就算这几部戏同时黄掉也不足为奇；但如果不幸几部戏同时开始运作，那编剧就会死得很难看。

　　在创作上，代表资本意志的制片方也彻底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减少风险，制片人经常跟风，“借鉴”美国最新电视剧或者克隆国内成功作品。编剧基本都是接受“订单”，再按流程“生产”，很少编剧是自己决定题材内容，或完全独立创作。如果制片人坚定不移要求克隆某部戏或某种风格还算好，怕的就是那种摇摆不定、永远拿不定主意的制片人。笔者的一个好友转型做编剧，就碰到一个这样的投资人，每次她刚写出一个大纲，对方就看中了一部新的热播剧集让她模仿，结果，折腾3年了，她的大纲还没有通过。

　　当然，编剧也可以选择不跟制片方合作，自己独立创作，但如果你不是王朔或者海岩，就一定要做足够的心理准备：这样做出来的戏很难卖掉。有朋友写了部40集的煽情大戏，卖了4年，尝试了很多种卖法，大家看了都说很好，有人提出让她压缩成27集，有人提出让她改成情景喜剧，有人提出改成百集系列剧，还有人看过之后邀请她另写一部戏……总之，最后还是没有卖掉。

　　制片方对市场的不规范操作、缺乏行业公会的统一保护和约束的现状引起了编剧市场的混乱。署名权得不到保护，从另一个侧面滋长了“枪手”衍生，而制片方对编剧的打击也导致了不正当竞争的激化，市面上甚至出现了500元一集的超低价码，甚至催生了专门就拿订金的一个族群。随着房地产商、洗脚城老板等越来越多的行外人士揣着大把票子准备进军影视圈，可以预见，混乱还将进一步加剧。平心而论，制片方要承担巨大的资金压力，在筹拍一部戏的过程中，要面临很多变数，但这不应该是把风险转嫁编剧的理由。

　　笔者的另一个同业朋友吴海燕（《绿萝花》、《完美》的编剧）没有参加香山会议。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她准备转型当制作人，她不能署名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跟自己过不去。

　　最低尊严：

　　为什么编剧想当导演

　　“你是想当编剧还是想要尊严？”

　　这可不是开玩笑，必须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严肃认真的二选一，想通了再考虑当编剧——编剧是谈不上什么尊严的。尊严对于编剧而言，就如同一个盒饭对于群众演员周星驰同学那样遥不可及。

　　对编剧来说，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一是你呕心沥血、熬战无数夜晚终于把剧本写完，但对方突然决定不拍了，你的几十万字顿时成为一堆废纸；二是终于拍了，但是被拍得面目全非。编剧的尊严就是拿来蹂躏的，每个人都可以改你的戏，演员就不用说了（经常的情形：不是编剧给演员说戏，而是演员给编剧说戏），还包括发盒饭的场工和女主角的老妈——就因为她曾经当过小学语文老师。作为一个编剧，笔者尊重每个观众的意见，包括场工或者小学语文老师的意见，但我决不认为，他们每个人都能当编剧。

　　编剧圈里流传着一种说法：国内能给剧本加分的电视剧导演并不多，全部加起来大概也就十来个吧。换言之，除了这十个之外的导演都会以不同程度蹂躏剧本。这个数字也许有点夸张，但导演对剧本的曲解程度却远远超乎常人的想象。在此仅举一例。某次无意中跟另一对编剧夫妇一起看他们合写的一部戏，看到一个情节：男主角发现某个女人可能是女特务，拿着枪对准了她，女特务流泪说了一席最后遗言，刚说完“永别了”，枪就响了，女特务倒下死去。我感到特别纳闷：女特务怎么会掐得那么准，竟然刚好在枪响前说完所有的遗言？另外，男主角枪杀她之后难道不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吗？……再看下去，却没有任何后文。那对编剧夫妇同样感到莫名惊诧，终于回想起来，在他们的剧本里，这个女特务是自杀身亡的！

　　作为一个观众，你已经看到了结果，但你会猜到这个开头吗？！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编剧姜伟已经转型做起了导演。他很注重一些细节的张力，这些细节在写作的时候就已经生长出来，比如手指叩在一个杯子上的节奏，但这又很难被别的导演实现，所以他干脆自己执导。据说，每个编剧的梦想就是成为导演。而每个导演的梦想就是同时成为编剧。

　　香山会议发起人汪海林对此另有看法：“有人提出，编剧改善地位的最佳方式是自己去当导演，很多编剧就是这样干的，比如王家卫、贾樟柯。但这是不对的，这样做充其量改变的是他们个人的地位。”

　　审片制度：为什么编剧都想

　　在老了以后去审片

　　制片方的压迫和尊严的丧失远远不是全部。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个名词，叫“审片制度”。如果说，制片人和导演都是你所能见到的活生生的现实，那么，“审片制度”就像是一座不可接近的城堡，你永远也不可预知城堡里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指令，会荒谬到如何不可思议的程度。

　　审片制度对编剧可怜的生存空间进行了进一步的压缩。编剧们在一起，经常交流自己目前在做些什么戏，很多戏的名字只会听到一两次就再也听不到了，因为它已经被毙了。比如，张爱玲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前年黄磊想把它做成电视剧，但没有通过报批，因为有审片人士认为这部小说“格调低俗”。

　　大纲报批只是第一关，拍摄完之后还要再审，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法控制了，而且，如果不幸被毙损失就更大：所有投资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全部心血都将付诸东流。

　　《无限生机》拍完后，接到了N条审批意见，其中一条是针对某句带点调侃的台词，男主角嘲讽男二号把“外国娘们”都带到医院来了。该意见认为，这句台词会为中外邦交带来负面影响，要改成“外国友人”以示礼貌。

　　改台词还是小事，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每年都有不少戏会遭遇审片意见的大面积重创，灾情极为惨重。比如，一部家庭伦理剧，审片意见认为，男女主人公离婚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必须改戏。但整部戏的基础就是做在离婚这条线上，怎么改？据说，有的制片方在看过审片意见后，哭了：改戏跟重拍差不多，还是另拍一部戏算了。

　　以前笔者也曾纳闷，香港的行业戏很繁荣，为什么内地的行业戏一直没有做成规模？现在才明白过来，做行业戏太危险了，因为行业戏往往还需要由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审片，而每个行业都会发表一些令你意料不到的意见。

　　行业主管部门发表的意见基本是把整部戏给毙掉。在一部公安戏里，如果把敌我矛盾写得很尖锐，公安部门可能会表示，这是在给我公安干警抹黑；在写教师的戏里，如果涉及负面新闻，可能会被教育部门提出抗议；写医生的戏，如果涉及“红包”和回扣，可能会被卫生部门强烈抵制。审片制度就是一片雷区，你永远闹不清哪一片会被踩响。

　　当然，还是有回旋余地的，首先端正态度、虚心接受，再修修改改、多加沟通，说不定就通过了。就像广电总局的负责人最近接受采访时说的，他们从来没有枪毙过任何一部戏，比如《吕布和貂蝉》：“《吕布和貂蝉》不叫枪毙，只是提出修改意见去修改，再重新播出。”只不过，有的戏永远也修改不到能够通过的那一步。而且，就算审查都通过了，在播出之后，如果有人提意见，还有可能中途停播。

　　编剧们在幻想写不动剧本以后最想干的职业时，最热门的选择就是去做审片——多年媳妇熬成婆了，以前吃过多少苦头，现在也该轮到我爽一把了！

　　政策因素：为什么编剧都不吭声了

　　再聪明或者再愚蠢的编剧都清楚：政策因素是最致命的，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可能，只能附首听命。

　　2004年由文化政策引起的风暴，就是广电总局出台“涉案剧”不能在黄金时段播出这一禁令。当时正是涉案剧的黄金年代，这条禁令生生地把一批涉案剧给套了进去。曾跟笔者合作过的紫星瑞晨文化公司推出的《无限正义》就首当其冲，正好赶上这条禁令，尽管立即进行了修改，但仍然无缘黄金时段。据投资人和圈内人士评价，这部戏可以说是国产涉案剧的巅峰之作，但由于只能在“非黄”时段播出，收视大受影响。

　　“涉案剧”遭禁3年之后，大家所期待的解禁令不仅没有到来，反而越来越多。3年当中，广电总局共出台17个通知，涉及古装剧、涉案剧、反腐剧、红色经典和伦理剧等多个剧种。“涉案剧”受禁之后，一方面制片人把重点转向了古装剧（包括古装涉案剧），另一方面则转向了家庭伦理剧。但广电总局的一道道禁令把路子越限越窄。婚外恋题材受限，“第三者”形象受禁，这就砍掉了一大批家庭伦理剧；不能“恶搞”之后，《武林外传》这类戏也就只能昙花一现，很难繁荣起来；红色经典也加强了审批和监控，一把掐断“旧瓶装新酒”、打擦边球的苗头。

　　古装剧也受到限制，尽管广电总局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来没有下过一份限制古装戏的文件，他们“限制的是古装剧里面的一部分”，就是创作方向和倾向的东西，而不是古装剧。但事实上，尽管只是部分限制，古装剧却突然从香饽饽变成了鬼见愁，最近笔者参与的一部古装戏就突然取消了。正在写一部现代情感戏的朋友王雪静（《妈妈再爱我一次》、《神雕侠侣》的编剧）说，她打算转型写偶像剧，目前看来这是最安全的一种类型。

　　最近出来的一个通知，就是从2月到8月内，所有卫视的黄金时段要播主旋律。于是近来所有圈内友人都热烈祝贺笔者抢到了一部主旋律题材：《排球女将》。《排球女将》是部青春励志电视剧，不涉案、不古装、不恶搞、没有第三者，要多主旋律就有多主旋律。

　　有一个文学策划原来是做公安戏的高手，后来改做抗日戏，也播得很火。现在他最担心的是：中日关系、领导人互访是否会影响广电总局的决策，抗日戏会不会也挨上一刀？

　　（作者曾参与《我的美丽乡愁》、《无限生机》、《青春之歌》、《肇事追踪》等影视剧的创作，译有《荒凉天使》《神话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