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基层来(组图)

　　张庆成委员——

　　搞好培训促转移

　　本报记者 朱 虹　　张庆成委员关注农村职业教育已经四五年了。他在四川调研时发现，一个建筑工地的小工每个月能挣500—600元左右，而经过电工、电焊工等职业技能培训后收入可达1200—1400元左右。他说，这就是农村职业教育发挥了作用。

　　他说，像四川这样的农业大省，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要有很多农民要从农业上转移出来。怎么转移？往哪儿转移？他觉得月收入600元的小工不能叫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为他不能在城市长期立足。他们大多希望苦熬几年，挣点钱贴补家用、供孩子读书，孩子长大了，自己也就可以回农村了。另外，转移出来的农村人口都涌入城市也是不可能的，大部分应通过职业教育转移到农产品深加工等涉农企业，这要求政府要加大扶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力度。

　　他建议，政府应该更注重劳动力输出地农民的职业教育，提供职业技术培训，不仅提高农民的谋生技能，还要加强年轻农民的学历教育和留守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的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种植养殖技术和综合素质。另外还要做好农村经纪人培训，发挥经纪人作用。他认为，这不仅要靠政府投入，也要降低职业教育门槛，引导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入其中。

　　樊水玉代表——

　　降价误伤传统药

　　本报记者 吴 焰　　“其实药价未必降得越低越好。”乍一听此话有点“逆耳”，不过，从来自上海药店的一名柜台营业员、人大代表樊水玉嘴里说出来，却让人思考。

　　“进口药、新药疗效也许不错，但论起‘性价比’来，还是过去一些价格低廉的传统国产老药受老百姓欢迎。”她说，这几年，药品几次大幅度、大范围降价，老百姓普遍感觉还是“贵”，为什么？一是降价品种多非常用药，二是一些药由于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许多制药企业宁可停产老药，去生产不列入医保范围的新药。

　　“这样一来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好多群众都托我反映：药价水分该挤，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进口药和所谓‘新药’太多，水分更大。老百姓希望能多保留那些价格低廉的国产经典老药。”

　　樊水玉认为，保留、支持常用低廉传统老药，还关系到民族医药产业的发展。她与一些国有制药厂接触较多，发现一些企业经营状况堪忧，迫于生存压力，部分企业不得不通过降低药品原料质量等手段来降低成本。对此，她建议，国家一方面要制定政策鼓励和推进国有药厂研发新药，另一方面，要对国产药价格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定价。

　　杨育荣代表——

　　封滩育草防沙化

　　本报记者 曾华锋　　“茫茫戈壁滩上，隔三岔五长着一蓬一蓬的‘骆驼刺’，星星点点，挺扎人，生命力顽强。羊不敢吃它，只有骆驼特别喜欢吃它的嫩尖尖。一个地方若出现‘骆驼刺’，就表明那里的草原退化了、沙化了。”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育荣和记者聊起了在甘肃省阿克塞县调研、治理生态环境时的故事。

　　“其实，有‘骆驼刺’总比没有‘骆驼刺’好，一个地方若是连‘骆驼刺’都长不出来，那说明沙化程度相当严重了。”七八年前，杨育荣就在关注这个问题，并致力于寻找解决的办法。“我们发现‘封滩育草’最简便、最省钱，也最有效，是因地制宜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将戈壁滩封起来，开条路让汽车走，以免乱碾；将骆驼圈养起来，不让吃‘骆驼刺’；聘请专职人员负责看护，一个人能管2万亩戈壁。”

　　他说，现在都提倡植树造林，但在戈壁上是栽不出树的，即使勉强栽出，成本也非常之大。实践证明，“封滩育草”强过植树造林。他建议，在沙漠化趋势较为严重的地区可以按照“大范围封滩育草，小区域人工造林”的思路，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本版人物肖像由马国英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