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国义务教育要非官僚化

　　中国的许多问题，要靠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来解决。

　　薛涌 旅美学者

　　中国的义务教育的危机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一些地区，学校乱收费已经使义务教育名存实亡。纠正这一局面，光靠政府是不行的，还必须让地方社会积极参与学校的管理。

　　义务教育制度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所谓新学校，从清末民初就开始兴建，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私塾和书院。这一新的学校体系，在传播新学科，取代《四书》《五经》等僵化的传统教育方面，可以说居功至伟。不过，在管理结构上，新学校主要是靠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拨款兴建。过去那种靠民间和地方社会的力量建立私塾和书院的模式渐渐消失了。也就是说，国家把学校从地方社会连根拔出，使老百姓对教育自己孩子的学校失去了发言权。特别是新学校成本甚高，在取代了便宜的私塾后，无法扩大草根社会的教育机会。在这方面，新学校体制实质上是一种退步。

　　如今的教育改革，需要国家制定一系列政策，鼓励地方社会积极参与学校的管理，在保证学校基本的资源的前提下，加大学校运营的灵活性，使义务教育非官僚化，使学校扎根于草根社会。

　　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以美国为例，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美国的教育投资占其GDP的5.7%，远高于中国2.1%的比例。再加上美国经济总量是中国的七八倍，人口还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人均教育经费就高得惊人。不过，虽然联邦和州政府对学校有大量的资助，学校的经费主要还是来自地方社会，特别是当地的房地产税。当地居民可以投票决定收多少税，给学校多少钱。这样，居民对自己要投多少资办学，雇什么样的人等等，就有了很大的发言权。

　　除此以外，各学校都设有“家长教师委员会”，让家长在和教师协商的情况下介入学校的管理。“家长教师委员会”的成员，许多是企业经理和总裁，律师，银行家等等。这些人都受了良好的教育，有一套自己的教育哲学。他们参加学校的会议，常常提着公文包、笔记本电脑，并且西装革履，极具职业风范。他们的会议，程序也非常严格，动不动就是提案、动议、投票表决等等，好像是议会在工作。这些委员会的职责，从课堂教学，学校的餐厅饮食，课外活动时间，到向州议会游说，募捐等等，无所不包。要知道，美国的公立学校虽然有正式的财政拨款，但要稍微改善一下教学环境，从装修游乐场和体育馆，到基本的课堂教学用具，许多花销都要家长募捐来支付。另外，许多家长志愿参与教学，你可以见到大学的数学教授业余跑到自己孩子的小学讲解数学课，或者医生给孩子讲解生理知识。校长要想绕开这些家长自行其是，就很难玩儿得转。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和美国不同，不能机械模仿。但是，“家长教师委员会”对学校的管理方式还是可以效法的。比如，我们的学校有国家的固定拨款，用以保证基本的教学。社区内的成员，则应该通过这些“家长教师委员会”对这一国家拨款的使用进行监督，学校要向委员会公布从国家那里拿了多少钱，都花在什么地方。另外，如果国家拨款不足，需要另辟财源时，学校无权乱收费，而要让“家长教师委员会”负责募捐，并监督捐款的使用。这样，老百姓至少能知道：我给学校一笔捐款，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进我孩子的教育，究竟值不值。学校对家长们的敲诈，也就可以杜绝。

　　中国的许多问题，要靠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来解决。中国上千年的官僚政治，养成了一切靠国家的习惯，使权力过度集中而导致腐败，使社会和国家都失去了效率。观察美国的地方社会，一个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就是普通老百姓自我组织能力之强。有时不过是一群当妈的商量怎么合伙看孩子，但马上就可以搞出个委员会来，而且任命一系列的负责“官员”，谁也不会想着去国家那里要解决办法。中国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政府从社会退出。社会如果没有自组织能力，无法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国家怎么退出？所以，走出官僚治国的怪圈，老百姓就必须会自己组织委员会，给自己“官”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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