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女性权利不平等必须依靠法治

　　解决女性权利不平等必须依靠法治

　　今年53岁的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市国税局干部丁晓莲想不通：自己和男同事干的工作一样，工作的态度也不差，可为什么自己要比他们提前5年退休？丁晓莲常听退休的女同事说：孩子早养大了，家里没有负担，身体又很健康，提前离开工作岗位是“未老先衰”。

她认为，“这不仅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还使许多女性退休后享受的工资待遇比男性低，形成了男女经济上的不平等。”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丁晓莲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实行男女公务员同龄退休的建议。（3月7日新华网）

　　这种政策性导致的妇女未“老”先“退”现象，是典型的歧视妇女、人为造成了性别的不平等。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7日下午，在政协共青团、青联、总工会、妇联界委员举行联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莫文秀分析了当前我国妇女事业发展面临的4大挑战，建议将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纳入各地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推动妇女事业实现更大发展。

　　这4大挑战，一是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度偏低；二是女大学生、下岗失业妇女等在劳动力市场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现象比较突出；三是农村妇女权益保护面临一些障碍；四是老龄妇女问题成为老龄问题的重点和难点。这些问题制约了妇女的健康发展，也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促使问题忙得到解决。

　　这4大挑战表面上反应的是妇女的待遇问题，实质上仍然是妇女在社会中的权利和地位问题，在一定意义上，都属于维权的范畴，表明妇女权益的实现不断受到各方面的阻碍，因而，应该从法律维权的角度查找原因，制定对策。笔者认为，将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纳入各地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非常好的建议，但最终解决问题还必须依靠法治。从法治角度，至少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要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强制力。为了保证妇女在社会中的平等权利，保护其合法权益，国家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力争运用法律手段调控现状，改善妇女的地位。但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缺乏强制力，仍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妇女权利的彻底实现。比如，《选举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等都规定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法还规定了国家积极培养和选拔干部，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担任领导职务。但《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关于妇女政治权利的法律条款，全都属于倡导性法律规范，即使有关部门不执行，其也无法律强制力，来保障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尤其表现在农村，由于法律缺乏强制性，使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水平较低。据民政部统计，村委会成员中女性的比例为16．7%，女村委会主任的比例只有1%。

　　二是要强化政府执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意识。妇女权益执法上，涉及到政府许多部门。一些政府部门一方面承诺提倡男女平等，一方面又在制定违背法律规定的行政规章。比如，最为明显的是，男女就业年限、退离休年限等方面存在5-10年的差距。各地进行的行政部门机构改革，就对男女退岗、退休的年龄作了不同规定，这都无形中阻碍了妇女合法权利的实现。再比如，《妇女权益保护法》第5章第32条明确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规定。然而，广东、江苏等省区在推进农村改革过程中，出现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来剥夺“外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征地补偿款分配、宅基地分配、集体福利分红等权益。虽然是群众表决，但与当地政府在制定政策上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三是要强化相关执法主体的作用。在规定妇女权益的诸多法律中，《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一部最基本的最全面的关于妇女权益的基本法。但由于执法机构不健全，缺乏有效的保障和监督机制，使《妇女权益保障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不能全面实施，妇女权益的实现受到制约。比如，司法机关只有在妇女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犯受到严重侵害、婚姻家庭纠纷形成诉讼时，才启动司法程序，而对那些涉及妇女政治权利、劳动就业权利、受教育权利他们都有鞭长莫及，只有靠行政职能部门去处理。而妇联自身无执法权，对违反妇女法的个人或单位、组织无纠正和强制权，需要有关部门的配合才能发挥功效，而相关部门配不配合是另一回事，因而现实中，有时妇联为妇女维权等于在求有关部门。可见，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上缺乏一个健全的执法机构，这是妇女法得不到完全执行的主体弊端。所以在今后的维权工作中，国家要充分发挥妇联在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积极作用。

　　依法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是各级组织及各级政府的责任，要在不断完善法治措施的同时，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建立健全各种工作机制，各个方面形成同心协力的良好态势，努力有效化解各类矛盾，促进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