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权益问题再成“两会”关注点 变农民工自身维权为政府维权

　　本报记者 张娜 朱雨晨

　　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法律援助问题，成为今年两会关注点。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针对这一问题，提交议案、提案和建议

　　据估计，全国共有农民工1·5亿人左右，而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其中近一半人有打工拿不到钱的经历。

另外，工伤、工亡索赔更是农民工们的痛中之痛

　　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维权律师称：“变农民工维权为政府维权才是解决之道。”

　　庞秀珍们的痛

　　“没有凑够回家的路费，过年没回去。”2007年3月7日，庞秀珍在电话里说。

　　初次见到庞秀珍，是在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2006年7月，她到那里寻求援助。

　　3年前，她的丈夫外出打工，辗转来到了北京市门头沟区做了一名矿工。为了能多赚些钱，丈夫在闲暇之余，还到矿上不远处卸木材，“卸一车一个人一百块呢”，同村工友说他们都争着去卸车。谁也没想到，卸木材却给庞秀珍家带来了厄运。

　　“那天刮着大风，他(庞的丈夫)上去后，扔木头时，连人带木头一起摔了下来，喊他不动，就赶紧送到医院了。”工友说那一天是2006年2月21日，“我在医院守了他3天。”

　　2月24日上午，在庞赶到之前，他的丈夫在门头沟矿务局医院去世。“我刚到医院门口，就听到有人喊‘马上送火葬场’。”庞秀珍不同意。在她的坚持下，丈夫被放进了冷冻室。这一放，却放到了今天。

　　3月9日，庞秀珍在老乡的带领下去了法援工作站，找到了徐玉龄律师。援助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先是证据不足、立不了案，医药费等也没有计算清楚；后又因一些争论点，一直拖到7月才开庭。

　　“判了，我们赢了，获赔18万元。”徐玉龄律师说，“但是没有执行下来。木材老板是河北人，门头沟法院委托河北承德的法院来执行，据说一直找不到被执行人。”

　　庞秀珍花100元钱租了个小平房在北京住了下来。她说不把钱要到，她就不回家。

　　“我们在尽力，但力不从心”

　　庞秀珍不是个案。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从2005年9月成立至今，一年半的时间，共处理了类似的法律援助案件1300多起，追回欠款四五百万元。

　　“到现在为止，庞秀珍的案子我还在关注。”徐玉龄律师说，“这个案子也反映了存在的现实问题，人死了得不到保障。”

　　中国的农民工到底有多少？某农业专家曾到四川、浙江等地调查。四川的一份资料表明，截至2005年上半年，全省外出务工农民增加到1537.36万人。综合各种因素，人们推断出，中国的农民工超过1.5亿人。

　　天安门广场可以容纳100万人，1.5亿人则需要150个天安门广场来容纳。对于这个庞大的数字，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执行主任时福茂说：“我们在尽力，但力不从心。关键不是在法律援助，是普法！”

　　时福茂律师说，他们工作站在接案子的同时，已经在北京市的一个区和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两个县进行了3次农民工法律知识培训，为正在城市里打工的和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进行了劳动法知识培训。

　　一年半的时间有着1300多起的成绩，虽然如此，时福茂说，他们的工作对于整个农民工群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时福茂他们的工作站和某大学教授曾联合做了一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在1.5亿农民工中，大约有48.1%的人有过出门打工但拿不到工资的经历，其中30.6%的人有100-1000元工资没有拿到，15.7%的人有1000-5000元工资没有拿到，1.6%的人有5000元以上的工资没有拿到。另外，根据数字统计，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数额大致是827.7元/人左右。按此计算，全国农民工被拖欠的款项有近600亿元人民币。

　　“年底，都是我们忙着给农民工汇追回款项的时候，特别忙。”工作人员拿着一个装满钱的信封对记者说。

　　两大问题：欠薪、工伤

　　类似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一样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贾午光说，只要有需要，农民工都可到打工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寻求帮助。

　　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部分农民工的维权呢？成都政协副主席傅勇林曾做过一份调查显示：人们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维权能力相当薄弱。

　　“农民工问题，主要就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欠薪，二是工伤保险。”时福茂对记者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人单位是否与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以及是否为农民工缴纳了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

　　在发生劳动争议之后的处理过程中，劳动合同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证据。有了劳动合同，可以一定程度上预防和避免劳动争议的发生，也可以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

　　此外，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之后享受不到合理的工伤保险待遇，重要原因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按照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用人单位必须为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这一方面可以保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农民工发生工伤后，降低了用人单位的成本。

　　“讨薪难”解决之道

　　实践当中，农民工“讨薪难”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证据保全意识差，举证能力差。

　　二、缺少诉讼的基本知识，经常弄错诉讼主体，导致撤诉。

　　三、不能理解法院办案需要周期，诉讼中的送达问题突出。

　　四、不能提供财产线索，致使执行困难。

　　针对上述种种难题，去年“两会”，傅勇林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农民工维权与法律援助机制的建议》，今年他又“换个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傅勇林经过调研得出：农民转化为农民工前后需要的维权系列大体分3个环节———培训、服务和提供法律援助。

　　“做多了农民工维权，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变农民工维权为政府维权才是解决之道。”时福茂说。

　　“如果把两会代表、委员呼吁建立农民工维权与法律援助机制转变成法律机制，依法维权才是真正的维权。”徐玉龄律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