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戒烟立法而奔走

　　为戒烟立法而奔走

　　本报记者 李亮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臧英年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对方是国内一家名校法律研究所的教授。

　　放下电话，臧英年更加兴奋起来。他说：“我正协助国内一所研究中心申请美国的布伦堡基金，该基金将1亿2千5百万美元用于全世界20个国家的控烟事业，而来中国的第一轮申请有120多个团体项目加入，刚才知道我协助申请的这个项目已初选入围，若最终获得资助，便可用于研究和提出加强中国控烟立法和行政措施的意见。

　　臧英年，75岁，美籍华人，原就职于华盛顿州西雅图社区学院，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美籍名誉理事……从事控烟工作已经15载。

　　15年：劝说上万名出租车司机戒烟

　　“你该戒烟了！”臧英年对身边的每一位吸烟者都奉上这句话，包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

　　然后在对方掐灭烟头的同时，一块戒烟贴会被不由分说地贴在其胳膊上，随之而来的就是臧英年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目的只有一个———帮你戒烟。

　　一沓资料、一盒戒烟贴、一打名片和一本书构成了臧英年随身携带公文包的主要内容，他会在周围的人吸烟时，递上名片，贴上烟贴，然后送上笑容；对于烟民来说，只要你愿意，他可以耐心告诉你戒烟方法和步骤，分析出吸烟者的心理，甚至在纸上画起曲线图分析各种利弊。

　　他就是这样一种人，除了发表控烟文章和在各种控烟会议上做报告之外，“无所不用其极”地随时随地控烟描绘出一个执著的个性。15年来，他甚至劝说了上万个出租车司机戒烟。在北京，他是出租车圈内的名人。

　　控烟三部曲

　　老本行是“教育心理学”的臧英年缘何会走上控烟道路？面对这个疑问，他伸出了三根手指，所有的起源尽在1992年的3件事中。

　　1992年1月7日，杭州机场候机厅内，乌烟瘴气。

　　等飞机回北京的臧英年力图做到与烟绝缘，他找到机场服务人员反映问题说：“大厅里贴着‘禁止吸烟’的警示牌，所以你们应该管一管！”“从来没有人来抱怨过这事，你是第一个！”该服务员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再说飞机总晚点，大家吸根烟解解闷也未尝不可。”臧英年有些生气地说：“好！你不管我自己来！”

　　于是，臧英年回到大厅，突然一声大吼：“从现在开始禁止吸烟！违者罚款10元！”吼声过后，立竿见影，吸烟者的烟头纷纷落地，大厅内再也没有人吸烟。

　　同年4月，第二件事的发生坚定了臧英年控烟的信念。臧英年的大哥一生坎坷多难，养上了吸烟的习惯，虽然于临终的4年前戒烟成功，但还是留下了肺气肿的疾病。病发前一天，臧英年的哥哥家里来了一些人打麻将到深夜，室内吸烟者众多，烟气腾腾，久熏之下肺气肿突发，送到医院又被误诊为心脏病，由于未能及时对症下药，导致患者死亡。

　　随后，9月份又有一个契机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庆酒会上，通过原北大校长丁石孙介绍，臧英年结识了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两人成了好友。陈敏章获知臧对控烟感兴趣，并且这是臧英年考虑良久，一直想在国内做的一种公益活动。于是臧英年被陈敏章推荐到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担任名誉理事。其后，臧英年的义务控烟工作借此陆续展开。

　　力推控烟立法

　　“在中国搞控烟有如精卫填海，得不偿失，除非是为了争名夺利，要不然谁也不会去做义工。”有人对臧英年的行为提出质疑。

　　对这种说法，臧英年一笑置之。“这是我的追求！”他笑着说：“我的乐趣和精神满足正在于此。”

　　为了控烟，他空着在美国还要月月还贷的房子跑到中国一住就是十几年；他义务出任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外教，无偿普及控烟知识；他还经常毛遂自荐到各个企业、政府、学校、社区做报告，争取让控烟知识传播更广。

　　15年来的工作，臧英年深深体会到法律的支持对控烟事业开展的重要性。

　　所以臧英年找到了一个研究中心，提出申请布伦堡基金倡议立法的建议，最终在多方努力下，初选入围，关于控烟的立法又进一步提上了日程。

　　臧英年利用闲暇时间写了两本戒烟书，目前正在创作第三本。他的名片上左上角印有他自己设计的标志———一个心型的禁止符框住了燃烧的香烟，寓意非常明显：禁止吸烟不是一种硬性规定，而是善意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