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过是“他的故事”

　　历史的英文词汇表述为History，抛开辞源词义的考证，单从字面上去看，History大可以曲解为HisStory，直接表意为“他的故事”也很能朴素地说明这个单词本身的含义。曾有女权主义者为此发难：凭什么只有“他的故事”而没有“她的故事”？很有重新改写“历史”的架势。

　　汉语选择“历史”作为“History”的中文对译，一方面轻巧地避免了词语本身所无辜包含的性别歧视，另一方面则将下里巴人的“故事”转换成了阳春白雪的“历史”，尤其是后者的转换，大有使历史脱离故事的趋势。历史的严肃性与神圣性，多少渗透了二十四史的方正严谨，虽然《史记》之后，其余的二十三部史书被现代历史学家们奚落为被阉割的记载并以此向司马迁先生致敬，但是凭借着御制、钦定的官方背景，还是让老百姓对这些砖头厚的历史著作不敢直面，更徨论致敬了。

　　故事就平民化的多了，童叟妇孺、男女老少、村头巷尾、门前屋后，大概都归故事管辖，而且故事还很能拿历史来说事。陆游先生在世的时候，三国的那些事早就从历史走入了故事，陆游诗云：“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这可是宋朝时说三国的现场版，虽然那时没有现代的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等等，但是凭借原始有效且又可以添油加醋的口口相传，终究还是把一部《三国志》说成了《三国演义》。

　　把历史说成故事，由来已久，村夫农妇用唾沫星子改编创造的毕竟容易干涸，正儿八经用笔头记录的才是主流，而且这些主流大多是像二十四史著作者那样的一时人物。其实真正著书立说的史学大家大都不是专业历史学者，他们一般都先是文学家，打的是四书五经的基础，主要理想是成为政治家，治国安邦，书写历史大都是他们的副业。于是，欧阳修先生在奉诏编修《新唐书》以及自著《新五代史》之外，还写了一本谐谈戏谑的《归田录》；司马光先生完成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之后，又写了满载宫廷轶闻的《涑水记闻》；宋濂先生主持官方编修《元史》之余，不忘记上一笔传奇故事版的《洪武圣政记》。写历史的在台面上一番庄严肃穆之后，在台面下则成了小说故事家，历史与故事的距离似乎只在一纸、一念之间。

　　我们说起历史的正说与戏说，想想正史与野史以及笔记小说，好像就是谈论历史与故事的区别，却没有想到所谓的历史，也不过是“他的故事”。余木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