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在扩大国家免疫规划范围的同时,扩大传染病免费救治病种,为此,中央财政将增加支出28亿元。那么这28亿元应该投到哪里,又该如何使用?
孙秀兰代表说,随着SARS危机的过去和看病就医问题的升温,传染病防治工作多少有些被忽略,其实对于疾病,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对于医院在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陈海啸代表说,因为医院要自负盈亏,所以传染病科在实际运行中遇到很大问题。由于病种单一,病人数量相对不足,大型综合医院里的传染病科,基本上变成了肝病科。传染病防治应主要靠政府投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必须处理好平时治疗和突发应对的关系。应建立起长期的传染病控制目标和保障措施,基础设施和经费必须有保障。现在各地都整合了疾控中心,并兴建传染病医院。国家应制定一个综合医院、CDC和传染病医院三者之间的行动指南,形成一个各地防治传染病的网络,建立一支快速的反应队伍。在这个整体的防控网络里,前期的预防和快速反应,应以CDC为主;后期的治疗,应强化综合医院和传染病医院的作用。同时,多发病和传染病的预防重点一定要放到农村去,政府要统筹规划和统一指导,使卫生院真正做到“六位一体”,成为预防疾病的前哨。
黄琼瑶代表说,目前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控制好传染源。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误解,认为血吸虫病防治是卫生部门一家的事情。事实上,卫生部门只能负责病人的查出和治疗,家畜的查治要靠畜牧部门,灭螺需要农田水利部门的配合,因此,全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防治机制。
对于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艾滋病防治,赵克正代表说,青壮年已成为主要感染人群,其中青年学生的感染率不断提高。而青年学生对健康性知识的获知渠道缺失,造成性行为失当,目前最大的预防教育空白区是中学生。因此要提高对中学生防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应依据“适龄、适度、适量”的原则,选用或编写适合中学生防艾的专用教材。
从事多年皮肤性病治疗的许爱娥代表说,加强性病防治是防止艾滋病蔓延的重要途径。但有些病人不愿到医院就诊、病人支付能力有限等问题,使很多性病患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因此,国家在重视艾滋病防治的同时,也应重视性病防治,最好把性病的高发病种梅毒也列入免费救治的传染病病种当中,加强性病治疗和随访跟踪工作。
建立防疫经费保障机制
将甲肝、流脑等15种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有效预防的法定重大传染病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计划免疫范围的扩大,在委员们看来,显然是一个“利好”消息。但能否保证每个需要接种疫苗的人都能真正受惠呢?对此,陈清华委员建议应当加强对流动人口子女的计划免疫工作,使流动人口子女的计划免疫达到全覆盖。同时,加大计划免疫管理和督导的力度,基层医疗防疫单位应提高预防接种的业务技术水平,做好从调查摸底、登记到接种注射等全程服务工作,确保应预防接种的对象不错不漏。
朱智勇委员说,免费疫苗接种不应只限于儿童,还应涵盖成年人,在暂时不能实现完全免费的情况下,可以先借助医保之力为疫苗接种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他建议应将狂犬病疫苗、乙肝疫苗、流感疫苗、针对老年人的肺炎疫苗纳入医保范围。
陈清华委员指出,计划免疫对接种免疫人群实行疫苗、接种器材和接种服务费用的全免费,其中疫苗费用由中央财政负责,接种器材和接种服务费等其他费用由地方财政负担。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些地方财政没有负担或负担不起应承担的费用,而是将接种器材、接种服务费等费用转嫁给基层医疗、防疫单位负担,或者转向计划免疫接种人群承担。由此增加了基层医疗、防疫单位的负担,使该打的防疫针不打了,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降低,同时又造成了群众的意见和逆反心理,使计划免疫人群出现空白点。他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建立健全防疫经费保障机制,保证经费到位,减轻基层医疗、防疫单位的经济负担。
“防控重大疾病尤其是重大传染病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尤其是在农村,虽然已经建立了三级预防保健网,但在预防环节上还相当薄弱。”殷大奎委员说,老的传染病出现反弹,新的传染病又不断产生,绝大多数患者在基层,发病难以做到及时发现、迅速隔离。邵一鸣委员表示,尽管我国已建成领先世界的疫情直报系统,但一线人员的业务水平、知识层次都较低。目前,中央省地县四级防疫网络中位于防病第一线的县CDC队伍中本科学历人员仅为5.7%,有高级职称的只有2.5%。队伍素质低、技术能力弱,既难胜任常规疫情处理,又不易捕捉到新疫情动态。而作为网络中枢的中国CDC,存在着领军人才不够和技术储备不足的严重问题。建议国家将疾控系统队伍和能力建设置于公共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疾控系统的在岗培训,设立国家疾病控制人才基金,从国内外引进急需的各类防治专家,并尽快建立疾控系统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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