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全国人大修订义务植树法律

　　昨天是植树节。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3月12日前后正是植树的好时节。今年你植树了吗？如果你回答“没有”。对不起，那你就违法了。

　　我得承认，我已违法多年了。因为26年前的一部法律规定，“每年植树3至5棵”是每一个年满11周岁的中国公民的义务，当然，老弱病残的除外。

　　这部法律就是1981年由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1982年国务院还颁布了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11岁至60岁，女11岁至55岁，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要按照每人每年植树3至5棵的要求，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同时，实施办法还规定：“年满18岁的成年公民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的，所在单位要进行批评教育，责令限期补栽，或者给予经济处罚。整个单位没有完成任务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并由当地绿化委员会收缴一定数额的绿化费。”随着全国人大《决议》的出台以及国务院《办法》的实施，义务植树实际上成为适龄公民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

　　由此发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植树造林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并因其特有的法定性、义务性、全民性而“史无前例”。应该说，运动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效。

　　去年公布的一组数字显示：《决议》实施25年来，全国有104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累计植树492亿株；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2%提高到18.21%……不过，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论，多年不尽法定义务的人不在少数，我最近的一次植树经历也在15年前，近几年身边履行这项义务的人并不多见。而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及相关情况调查”也证实了违法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这项调查显示，适龄公民的法律尽责率只有45%.于是，一部出发点极好的法律在实施中遭遇尴尬，也让很多公民不经意间成为违法者。何以至此？原因不难查找。决议颁布的年代正值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人尚在“单位”之中。而今20余年过去，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且不说个体从业者大批增加，就职于非国有单位的人越来越多，单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打工者就有亿万之众，这些人无疑处于不便履行植树义务而又无法监督的状态。

　　还有，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已开展了20多年，许多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周边较易绿化的地方都已绿化，再要植树就要到相对较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去。对于绝大部分普通市民而言，履行植树法定义务也无疑难上加难。

　　更重要的是，有关《决议》和《办法》产生于“文革”刚刚结束、法制初建时期，立法观念和技术还不成熟。该法律文本虽然不到450字，却大量使用了非法律语言，比如“人人动手，年年植树，愚公移山，坚持不懈，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等，如果是一份倡议书，这样陈述未尝不可，但作为法律文本，显然不合时宜。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法律与道德、政策的界限，提出了与客观现实有较大差距的义务要求。

　　但是，它毕竟还是一部仍在生效的法律。如果坐视大面积违法现象于不顾，势必减损整个法律体系的权威。“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立法法》也规定，“立法应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应尽快安排修改或重新制定有关义务植树的法律法规，促进中国的绿化事业。

　　郭光东（广州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