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我们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纵横辗转上万公里,寻找、倾听、记录,力图求证一个浅显的判断:今天的重庆,在外地人眼中,究竟怎么样?其实,作为重庆人,最近10年我们已具备足够自信的资本,完全可以不在乎他人的任何评价,就像今年春晚小品一句台词:下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但仔细想想,任何个体,它认识世界的眼光毕竟有限,听听外地人对重庆的评价,哪怕是感性的,也可能深化我们对重庆的认识、热爱、反省与自新。
因此,本报记者赴外地采访前,我们准备了五个问题请教异乡人士——你是怎么知道重庆的?你对重庆印象如何?你对重庆有什么希望?你最喜欢重庆什么?最不喜欢什么?
请一起听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谈到重庆想到《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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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上海。从浦东机场向市区急驶的出租车上,司机刘毅得知记者来自重庆,便热情搭话,说重庆呀,那可是个好地方啊,你们那里的九寨沟,阿拉早就想去白相啦。记者刹时无语——在公元2007年的春天,俺堂堂重庆城,还需要靠九寨沟来借名么?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副校长肖建萍十多年前来过重庆,她说只要一听到“重庆”两个字,脑子里马上会想起“巷道、石梯、山城、号子、船工、码头、《红岩》、抄手”等一堆词汇,“最近一次认识重庆是通过记录片《再说长江》,看到朝天门广场,很亲切,因为和武汉的新江滩有几分相似。”
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昆明冶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缪以瑾,则是从小说《一双绣花鞋》和电影《烈火中永生》中认识重庆的,“从小就听说重庆特别繁荣,特别有活力。”
北京梅地亚宾馆大堂助理叶盛华,在他55年人生经历中,除青年时代前往内蒙大草原插队7年外,没离开过京城。他否认北京人有所谓“皇城大爷”的张狂,“那是你们外地人对北京人的误解。”叶称,因为外地人到北京来,除旅游外更多的是办事,办事就要与官打交道,“从古至今,哪朝哪代与官打交道有那么容易?但咱普通市民,其实是很纯朴的。”说到重庆,他来了兴致,“重庆,好地方啊!”然而,他对重庆的了解,竟仅缘于一部叫《红岩》的小说。他说《红岩》是他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大串联时,我最想去的城市就是重庆,可惜没去成。重庆还有吊脚楼吗?新新咖啡馆还在不在?特务们都死光了吗?许云峰埋在哪里……”
看得出,一个真正的“红岩”迷,对重庆的印象还停留在数十年前。
“这座城市让我感到家的温暖”
3月5日,昆明,中国著名诗人于坚家中,这个年轻时流浪的行者,眯缝着眼睛给记者回忆第一次到重庆的情景,“1979年夏天,我从朝天门码头踏上重庆,满街都是小孩跑来跑去,他们在玩一种叫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大人们躺在凉席上歇凉,吹龙门阵。偌大一座城市,就像一个大家庭,让我完全没有外乡人的感觉,一种久违的亲情油然而生。”
与于坚有同样感受的是贵州省作协副主席欧阳黔森,这位以热播电视剧《雄关漫道》和《秋收起义》闻名的年轻剧作家说,“最喜欢重庆人的亲切,到了重庆就像回到了家,不像到北京、上海,有一种隔阂。”
贵阳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杨国才1976年11月结婚,“蜜月旅行的第一站就选择了重庆。因为从小就听老辈人说:老莫入广,少不进川。我心中的川就是重庆,虽说这里到处爬坡上坎,但我和妻子仍玩得兴致勃勃。”
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原总经理王国昌,他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重庆邮电学院,“40年前我到重庆求学时,它的夜景是全国最美的,那时站在南山上,看天,星星是银色的;看地,灯光是橙黄色的,真温暖啊!”
上海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许纪霖也有同感,“我是1975年去重庆的,曾爬枇杷山看夜景。那景色,是中国任何地方看不到的。”复旦大学教授、博导葛剑雄则评价,“和上海比,重庆的夜景更立体。”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宣传部部长王洪多次到过重庆,除对渝中半岛印象深刻外,还认为重庆的足疗馆为客人拿捏很实在,“不像其他城市的足疗馆,随便捏捏忽悠客人。”他认为这和重庆人个性有关,“他们待人诚恳、厚道。”
许纪霖认为,重庆人的性格既体现了南方人的细腻,但又有辣的成分,“这恰恰是江南人不具备的。”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王录生称特别喜欢重庆人的性格,“很直爽,容易交流、接近。”天津南开大学教授何平则认为,“重庆人还特别幽默,这种幽默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英雄之城的人们敢想敢干
记者调查中,很多外乡人认为重庆堪称一座英雄之城,无论是古代钓鱼城抗元36年,还是近代的邹容、张培爵、杨沧白及中美合作所牺牲的英雄们,都值得景仰。
“特别是60多年前国难当头之际,重庆挺身而出,成为远东反法西斯的指挥中心。”欧阳黔森说,“不能想象中华民族在最危急的时候,如果没有重庆和重庆人民的巨大贡献,会是什么样子。因此,我认为重庆与二战时的列宁格勒、莫斯科一样,是一座可以载入世界史册的英雄之城。”欧阳说,2005年夏天他参观较场口大轰炸遗址时,就在心里骂了一句:“他妈的小日本,这样的城市你也敢炸!”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林和生认为,重庆因生存环境恶劣,生存成本高而天生有一种苍穹意识,则注定重庆在民族危亡关头承担大任。
王国昌说,重庆不但是英雄之城,重庆人还敢想敢干,“改革开放以来,重庆的四放开、五自主等探索之路,为全国作出了表率。”
贵州电网公司新闻信息中心主任武瑜说,“之所以直辖后重庆发展这么快,大都市气派能很快凸现,就因为重庆人敢干!”
“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庆是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对云贵川甚至全国经济发挥过重要作用。”谬以谨对此记忆犹新,“特别是1965年开始的大三线建设,重庆迁建、新建了200多项大中型骨干项目。当时,云贵川多数与战备相关的原材料、电子通信、仪器仪表等制造企业,都曾给重庆当过配角,重庆工业大大提升,产值跃居全国前茅。”
王录生说,从50年代到80年代,重庆产品在整个西南地区,很有影响力,“那时的重庆,真给西南人民长脸啊!”
葛剑雄对新重庆印象最深的是交通,“我1969年到重庆时,去北碚要一天,现在走高速,只要半个小时。”
对重庆的印象还模糊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师、中国纪录片双年展获奖片《乡愁》导演舒浩伦说,我对重庆的记忆包括船和江,临江而居的人,比较爽快。新疆建设兵团132团7连指导员杨德成却认为,爽快中也有不爽,“在重庆抗旱最紧张的关头,我来重庆接民工赴疆摘棉花,老实说,重庆给我的印象既好又不好。好的就不说了,说说不好的吧,我觉得重庆出租司机素质不行。”杨说,当他们一行4人走出机场,出租司机说不打计时器,要拉就拉砣砣(钱),“我说砣砣就砣砣吧,拉到人民大礼堂后,他要收300元。正付钱时,电话响了,是重庆的一个朋友打给我的,一听价格就说贵了。我们正跟司机论理,他竟一溜烟跑了,更恼火的是,我们孟副政委的皮箱还在车上!”结果,当晚孟副政委洗澡后没衣服换,还是其他同志上街去买的。
不消说,那个出租车司机算颗老鼠屎,偌大一锅汤,给搅了。
武汉大通出租车公司司机许晶认为,“我不知道重庆和我的生活有啥关系——武汉的马路上有长安面包车,但在我们眼里那是档次蛮低的车子,以前重庆的嘉陵摩托有名气,但现在武汉城区禁摩了;说起旅游,重庆实在没啥让我非去不可的景点,文化品牌也很少,印象中只有方言剧还比较幽默。在我身边,有些朋友甚至连重庆已经直辖了都不知道。重庆和湖北尽管是邻居,但隔山隔水,加上文化、经济交流少,心理上感觉很遥远。唯一让我感觉亲切的是重庆人,尤其是重庆女人很能吃苦,让我钦佩。”
重庆还需突出个性
于坚第二次来重庆是1998年,“与1979年比,重庆完全变成一座现代化城市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荡然无存。”于坚说他再也找不到以前的美好记忆了,尤其是看到八一路,很多人蹲在地上吃小吃时,心里很难受,“老百姓喜欢的传统,现代化进程中却没给他们留下足够空间,这是一大悲哀。一座城市的传统,真的就敌不过麦当劳?”
夜景、火锅、美女、高楼,是重庆人很自豪的名片。但成都商人朱华章则认为,这些年重庆人的语言创造力越来越弱。20年前,朱在重庆读大学,“那时的重庆人很有创造活力,至少在语言上如此,他们不但喊出了风靡至今的‘雄起’与‘下课’,单就美女这个辞汇来说,重庆人还称之为‘妥女’,或称麦子、粉子——如成都,至今仍称美女叫粉子,重庆却和全国一样,统称美女,看似整齐划一,其实失却特色。”
一个“美女”的称谓,还能上纲到多高?但朱华章强调,它至少说明,重庆人创造的活力正受到所谓主流文化的侵淫,越来越失去个性,“20年了,重庆为什么再也喊不出‘雄起’和‘下课’这类时代强音?看看查建英的《八十年代》吧,重庆或许正缺了什么!”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博导戴慎志为新重庆的市政建设作过规划,“我去过成都、武汉,感觉还是重庆发展快一些,但重庆的滨江路太煞风景。从江对岸一看,那些坚硬的水泥桩子一头扎进江面,这好吗?漂亮吗?它真的是重庆风格的唯一出路吗?”
城市辐射力不能同当年比
调查中,许多受访者谈到重庆当年的经济辐射能力还记忆犹新,“当时的重庆,是西南的脸面。”谬以谨说。王国昌提醒道,“如今的云贵川,除了汽车摩托车,很少见到重庆产的日用工业品了,唯餐饮业四处开店,为重庆挣回点面子。当然,这并非说重庆没进步,而是周边省区大大往前迈进了。”
贵州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宋明、云南省旅游局副局长李嵘问记者:“你翻看我们当地的报纸,看看春节黄金周期间,旅行社有没有推出到重庆的旅游线路?”回答是没有,不仅春节没有,五一、十一黄金周“也没有。”
“从经济学角度看,重庆直辖后,经济覆盖面、辐射范围远比计划单列时大得多,但对周边省市的影响力还不大。”王录生分析说,作为邻居,贵州非常理解重庆直辖初期的繁重任务,如承担、组织百万三峡移民的重任,这是世界级难题,“不过,全国人大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之际,即赋予它中心城市的使命,需要它带动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王录生认为,西南大家庭的几位穷兄弟资源都很丰富,作为直辖已10年的重庆,应尽快与兄弟省市勾画西南大开发的宏伟蓝图。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格桑顿珠说,当初投票表决时,西南地区的众多代表都对重庆存有一份丰厚的感情,大家希望重庆直辖后发展更快一点,从而抽身帮助、带动兄弟省市发展,“因此98%以上的西南区人大代表都投了赞成票。”
有些事你们可以立马改进
谈到重庆立马可改进的事情,王国昌说,“我们不提那种空洞的建议,说具体点吧,譬如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重庆的出租车,很多司机素质太差,每次飞重庆,一出机场,就有十多辆的士前呼后堵,一副特别饥饿的样子。这太败坏直辖市形象了。这是窗口呀,希望重庆抓紧塑造良好的城市窗口形象。”成都学者林和生说,“你们既然有星空意识,你们更应该把它转化为大文化意识。”
上海内山公司(日资)软件工程师李健说,重庆的红绿灯太少,即便有,人们仍习惯于乱穿,特别是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不守规矩,“我有一个亲戚的小孩从美国到重庆玩,因为没找到红绿灯,竟不敢过马路,等了一个钟头才过,回到家让重庆的亲戚们一顿猛笑,说他是‘傻儿’。我就不明白,遵守规矩,在重庆人眼中怎么就成了‘傻儿’?重庆人能从遵守红绿灯做起吗?”
《疯狂的石头》导演宁浩对重庆有一句经典评介:“它的正街像香港,背街像加尔各答。”朱华章说,重庆从高处看很漂亮,但走到下面去就觉得有点脏,希望能弄得干净一点。
渝信上海店经理焦亚利说,重庆旅游业还是没做出模样来,“你们的温泉、三峡那么好,这些资源该怎么利用,能不能再努把力?”
开展人文精神讨论很有必要
调查中,许多受访者认为,当下重庆正在开展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很有必要,“我们认为那不是重庆作秀,那是一座城市正在寻找它根的灵魂。很可惜,你们讨论一阵后,似乎就烟消云散了——重庆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怎样重塑人文精神?”
于坚说,“我原以为重庆没什么历史,但自打去了三峡博物馆后,发现重庆历史非常精彩,馆藏的汉砖可说是国内最漂亮的。但这座城市的今天,似乎与她的历史没什么关联。”于坚坦言,重庆城市的文化定位是模糊的,“看不到她有一个明晰的、具体的符号。”
《成渝口水仗》、《成都批判》的作者王跃则直截了当,他认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成都的人文优势会越来越突出,“30年后,成都在很多方面会远远超过重庆,因为21世纪的城市进步,主要依靠其文化优势。”
重庆的文化优势究竟是什么?四川学者冉云飞直言,重庆文化是严重缺失的,导致城市的经济增长与文化建设的差距加大,“建议你们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回过头来拉一拉文化,这样物质和精神才能统一,也就是我们说的和谐社会。”欧阳黔森坦言,直辖10年来,重庆为什么没涌现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学术名人,为什么没举办一届如火如荼的全国性娱乐活动,为什么没有一部在央视黄金段热播的电视剧?“因此,我们建议重庆人文精神讨论还应深入下去。”
于坚还认为,重庆文化的价值只被发现了一两成,很多资源被浪费掉了,“要拯救,要抓紧!”一句话希望 句句重千钧
王国昌:希望重庆发挥在西南经济文化建设的中心作用,真正起到谦和、团结、促进周边省市发展的作用,当好领头羊,活跃、繁荣整个西南地区,从而带动邻居更好更快的发展,给西南人民长脸。
杨国才:希望重庆彻底改变市貌脏乱差,赶上北京、上海。因为你们有这个能力。
王录生:希望重庆再次成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同时,希望有更多重庆人今后多到贵州来避暑消夏。
于坚:希望重庆在建设中,能为老百姓传统生活方式留一定的空间,不能仅剩下高密度的水泥森林。
缪以瑾:作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我当初投的赞成票有没有白投?希望重庆在直辖20年时,能向2000余位投赞成票的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交上一份更满意的答卷;同时,还希望重庆打造旅游城市,吸引更多游客,带活周边省市。
欧阳黔森:经济上日益崛起的重庆直辖市,在文化建设上还找不到“雄起”的感觉。因为直辖10年来,重庆没有出一部电视连续剧冲击央视黄金档,这对于丰富、厚重的重庆文化来说,这太浪费了!
杨德成:最不喜欢重庆人说话带把子。希望今后重庆人在保持豪爽性格的同时,更加注意文明、谦和。
詹炳炎(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专家):我亲手为重庆直辖投了赞成票。如果重庆发展不好,就是打我们当年投赞成票的人大代表的嘴巴。我送年轻的重庆直辖市一句话,“重庆是小兄弟,希望小兄弟尽快成长壮大,干大事!”编后语
反差之痛
通过外地人对重庆的实话实说,我们既感到欣慰,也感到反差之痛。反差为什么痛?在于,因为有这反差,让我们在重庆直辖的一片歌声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痛则让我们警醒,虽说10年励精图治,我们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在外地人眼中,重庆影响力还不够大,产品辐射力还不够强,精神文明建设还没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根据“自强不息、开拓开发”的重庆人文精神,我们仍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仍需继续爬坡上坎,外地人对我们有称赞,对我们有鞭策,我们该为谁长脸?为重庆,更为中国!记者陈林杨娟 王中亮 袁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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