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度,上海人把外地人统称为“乡下人”。现在情况变了,上海人的包容性越来越大了——前不久,上海市长韩正专门看望慰问“新上海人”,上海的市民说,他们不是排外而是排土,他们喜欢精明能干的人。
看来,上海是彻底没有“围墙”了。
明嘉靖年间,为抵御倭寇的侵扰,上海曾建起高墙。上海开埠以后,城墙之阻碍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于是,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上海的城墙被拆除。城墙的拆除也许不过小事一桩,但却颇具文化上的象征意义。
重庆也没有围墙。
但是,对外来人口的包容,除了人与人的热情态度,更重要的还是要给予其生存的环境和土壤。
移民之城 海纳百川
由于身处长江入海口这个绝佳的地理位置,开埠后的上海,很快成了全世界冒险家的乐园,各国洋人纷至沓来;成千上万的华夏同胞也怀揣淘金梦,汇聚到上海滩,正所谓“人物之至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廿有四国”。最多的时候,上海有15万侨民。
随着租界的建立和各色人等以及西洋新事物的涌入,上海很快建立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新世界,并且立即对国人和洋人都产生了吸引力;而它也以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对待外来者。很快,上海就成了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
上海的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上海什么菜系都能卖得走,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城市。”渝信川菜上海店的总经理焦亚利说。
《新民晚报》主任记者李葵南说,现在上海的机关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带着外地口音的普通话。上海现在还流传着一个说法:内环线以内住的是说英文的,内环线和中环线之间住的是讲普通话的,而外环线外住的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主要指中心地段的老城区居民拆迁到郊区)。
25岁的小黄(贵州人)去年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了一个台湾人的公司工作。现在,小黄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四种语言:普通话、贵州话、上海话、英语。据统计,上海1900万人口中,来沪半年以上的外来常住人口已经超过400万。这还不包括像小黄这样已经取得上海户口的外地人。
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因小说《蹉跎岁月》、《孽债》而为人们所熟悉,最近他又出版了一部小说,叫做《上海日记》,写的是来自贵州农村的全小良——一个新上海人——逐渐融入这个大都市的过程。叶辛说,在那些想要进入这个城市的人眼里,上海就像天堂,一切都是好的。“但慢慢地他们感觉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也会怀念那种田园的感觉;但是你如果叫他们回去,他们又绝不愿意,而情愿在这里挣扎,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前途和未来都在这里。”
上海排外 实则排土
在上海,也许你会觉得,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却又保持着一定距离。对此,许纪霖说,这和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有关,因为它容纳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陌生人之间是需要距离的。“可能我们会觉得少了点人情味,但上海人的公益心却是很强的,比如说街上有小偷,大家都会帮着抓。”
尽管人们习惯性地会说,上海是海纳百川的;但另一种印象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同样根深蒂固,那就是上海人的“排外”。曾经一度,上海人把外地人统称为“乡下人”。这个带着轻蔑意味的称呼,深深刺痛了除上海以外的全国人民的心。
葛剑雄说,所谓上海人的“排外”只是解放后日渐封闭的后果。一方面,上海的精英外迁(如北上北京,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支援东北,六十年代支持大三线建设);另一方面,一些南下干部、退伍军人都来到上海,但只有进来,没有出去——由于缺少自由迁移,上海人越来越封闭,以致自以为是。但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又逐渐敞开了它的怀抱。
许纪霖说,上海人不是排外,而是排土。因为上海人觉得自己是文明人、现代人,所以就看不起不文明的、土的人。但上海就不排老外,甚至崇洋媚外。他们也不排斥外地精英。“我们开玩笑常说,上海的社会结构是上海人在中层,上面是外地来的精英,下面是民工。”
叶辛说得直截了当:“因为它海纳百川,所以你必须力求卓越,否则就只能被淘汰。”上海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会算计的人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对于上海人来说,精明就是一种生存能力。
焦亚利说:“上海人很精明,但也规范,什么都要用合约形式,就连中介带你看房子,也要签个合同,他们喜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叶辛说,重庆人、贵州人是“烧酒一瓶,什么都行。”但上海人就是在酒桌上也要算清楚。“但一旦他答应了你什么事情,上海人一般都会做到,不像北京人答应你什么千万不能信。这一点商人体会太强了。”许纪霖说。
对于习惯了见人就叫“兄弟伙”、豪爽不拘小节的重庆人来说,上海人的“冷淡”、“算计”显然是批判的对象。但转念一想,上海人的这些特点,不也正是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下的最好道德吗?
上海重庆 长江首尾
身处长江入海口,上海有着天然的区位优势。据记载,开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1861年,上海占据了全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九年后,广州已不敢望其项背(上海占63%,广州占13%)。
上海的这种区位优势,显然是重庆无法比拟的。重庆是座山城,山给人的印象,除了雄奇秀美之外,便是闭塞与落后。但幸运的是,重庆还有一条长江通往大海。
许纪霖说,重庆从历史上看是封闭的,因为属于内陆;但它又曾经是陪都,并且位于长江上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开放的。封闭和开放,形成了它复杂的一面。比如重庆人,就有温柔的一面,也有麻辣的一面。
葛剑雄说,重庆相对四川而言有更好的开放条件,因为它面向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历史上还几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首先是湖广填四川。其中当然也可能有上海人,但那是很偶然的。
重庆和上海的第一次密切联系,发生在上海开埠以后。作为主要的外贸港口,它不仅辐射到长江三角洲,而且沿长江向上游辐射,一直到重庆乃至宜宾。
葛剑雄说,此时的重庆恰恰又是四川省乃至大西南的出入口,云、贵、川的猪鬃、桐油等物资,都是通过重庆沿江而下,再到上海变成出口物资的。同样,四川的陈毅、朱德、杨尚昆、邓小平等革命领袖或工商巨头,也都是从重庆顺流而下,再从上海出国留学。这些人到了上海,看到上海的发达,自然要学习和模仿。这一阶段上海对重庆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影响也是最大。
第二次则是“陪都”时期。“虽然说是南京国民政府内迁,但实际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上海,所以实际上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内迁。”葛剑雄说,上海的内迁对重庆的影响是冲击性的,它奠定了重庆现代化的基础。
第三次是大三线建设。规模虽大,文化上的影响却最小。因为它是政治性的,不是自由的,那些厂多为军工企业,并且多数迁到了山沟里,脱离了群众。
直辖重庆 任重道远
人来人往,难免比较乱。但乱也未必就是坏事。葛剑雄说,五方杂处,文化才能发展和发达。人的类型如果比较单一,文化就发展不了。所谓乱,恰恰意味着多种文化的碰撞。这是由重庆的历史、交通、环境决定的,即使不建陪都,没有当时的人口大迁移,重庆也仍然是这种类型。
“海纳百川对于文化发展是最有利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开放,要有竞争,当然政府也要保证竞争的规范,上海的租界就带来了比较规范的现代化制度。政府也应鼓励人口流动,吸引高素质移民。”
葛认为,重庆也不能“吃老本”:从抗战以后到现在,重庆再无有规模、影响大的移民进入;也多元化了,重庆人是热情豪爽的,文化包容性也强,但吸引高素质的外来人才,不能仅凭热情,一定要有让其施展才华的舞台,否则人来了也留不住。记者杨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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