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需要对话平台
转折时代的特点,用孙立平的话说,是利益失衡和阶层断裂。而各个利益团体都渴望将自己的利益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在中国,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在施政和立法时尤为激烈。
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在一片上涨之声中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时刻莫过于2006年建设部在“90/70”政策(新开发房地产项目中,90平方米以下的房屋应占总数的70%以上)上的摇摆不定。2006年1月9日,建设部出台细化规定时有意放宽了“90/70”的尺度,次日下午,细化规定又被收回。相比于各种观点和主张的口头交锋,建设部“朝令夕改”的背后,最鲜明不过地体现了房产调控问题上,政府部门在现有体制框架(土地和财税制度)内平衡各种利益的困难。
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相比,《物权法》有着一波三折的立法进程。历经七审后提交2007年的全国人大审议的物权法草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利益阶层在具体利益上的不同诉求。其实,磨合多年的企业所得税法和刚刚一审就掀起轩然大波的劳动合同法草案——立法中的曲折经历,算不得什么稀罕的事情。交锋在未来将变得更加常见。多年前,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姿态认定,“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他去世10年之后,现实让人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不管是哪种政治制度下,开放的社会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和观念的分歧驱使阶层和群体之间发生竞争,并试图影响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仅仅是治理技术层面的调整,已经很难应对变化的形势。为了激发国民的创造力,需要保证社会的多样和多元,同时,对话的平台和利益协调机制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因为这个原因,“两会”将比从前更富吸引力,更刺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发言的欲望。
检讨政府施政的得失,判断国际国内的形势,评估政策的效果以及传达中国各阶层的意见:这些工作原是“两会”的基本职责;在本届政府的收官之年,上述话题比从前更能吸引眼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亦比从前更有个性,更善于利用“两会”万众瞩目的发言平台,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吴敬琏先生和他的同事喻权域,就是两个例子。
吴敬琏关于春运火车票不涨价不符合市场经济等言论,再次激起了人们对经济学理性的不平之气。吴敬琏向来是“明星委员”,或许是最善于利用“两会”平台发表观点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受到的褒贬暂且不论,高曝光率和争议证明了其传播策略的成功。喻权域表示将提交有关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的议案,一石激起千层浪,从媒体的忧心与愕然可以看出,在鼓励议政和开放争议的“两会”之春,对动辄轻言设置“标准”制约言论,人们还是抱有一份警惕。这一点也再次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中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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