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坚决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政府工作报告如此斩钉截铁的表述，让许多代表、委员深信，土地调控将步入“深水区”，此轮调控中的土地“硬指标”有望长期“硬”下去，并部分触及土地制度的改革。
粗放不可持续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已步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期的我国经济，越来越严重地背负上了环境、资源债，特别是土地资源的粗放使用，给我国发展举起了“红牌”。
全国政协委员叶建农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依然以消耗能源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这是难以为继的。前几年各地大搞土地批租，房地产业发展迅猛，对地方GDP的短时间拉动效应很明显。“但土地是有限资源，如果批租完了，今后的经济快速发展又如何持久？”叶建农感慨地说。
全国人大代表黄方方痛陈了当前土地利用中的种种弊病。他指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批多用少、长期占而不用的现象比较突出；讲排场，比阔气，不少地方存在“面子工程”；土地闲置情况依然存在；不少土地低效利用；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的土地粗放利用等等。
“调查表明，全国共有各类闲置土地395万亩，相当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7.8%。另据估算，我国城镇土地至少还有40%的潜力。此外，还有因各种人为因素造成废弃的土地约2亿亩。通过土地整理，可以保障发展所必需的用地。”致公党中央在一份提案中揭露了土地浪费的“冰山一角”。
全国人大代表王永昌的话道出了许多代表、委员的心声。他说，节约用地是新一轮发展的新机遇。谁在这个问题上觉悟得早，谁就会赢得发展的优势。今后应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少用地、不用地，优化用地，使有限的土地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底线不可逾越
土地的粗放使用造成了耕地数量的锐减，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不仅是政府工作报告所强调的，也是未来发展所需要的。
全国人大代表刘满仓说，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没有足够的耕地是不行的。“从根本上说，18亿亩耕地保障的是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黄方方代表认为，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口有可能达到16亿。从目前农业生产和技术水平来看，只有保持18亿亩耕地才能实现粮食自给。
王永昌代表对此深表赞同，他举绍兴市的例子来强调这条底线不可逾越的紧迫性。他说，2006年，绍兴市人均GDP3.86万元，人均耕地只有0.75亩。现在全市只剩下47万亩耕地可用于二、三产业和城市建设。按照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这47万亩耕地要用14年。但是，绍兴市2003年一年就用掉10万亩。照这样的速度，5年后绍兴市就无地可用了。目前，绍兴市正通过大力发展科技型企业、优化利用现有土地等方式来解决土地紧缺这个“成长中的烦恼”。
政策不可打折
代表、委员们指出，要守住18亿亩这条底线，要改变土地粗放使用的状况，就必须严格执行近年来的各项土地调控政策，杜绝“政策折扣”现象。
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表示，今年将着力抓好已出台的土地调控政策的执行，不会再出台更强硬的土地政策。
去年以来，公布土地供应目录、规范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等土地调控措施频频出台。
全国人大代表王松林说，把土地作为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把国土资源部门作为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是中央对国土资源部门职能的重大调整。
他建议，要从五方面来执行好中央的土地调控政策。一是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也就是控制总量；二是抓好建设项目的准入标准。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项目，要保障用地；三是千方百计盘活存量，制定并实施鼓励盘活存量土地的政策措施；四是利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最重要的是抓好工业用地的招拍挂出让；五是抓好对土地利用的考核评价，考核评价的结果与地方政府领导班子的政绩相挂钩。
体制尚需改革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从深层次上说，要实现节约用地还需要进行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政绩考核制度等方面的体制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李志明指出，不少地方政府通过推高房价、地价来获得卖地收入，根本不顾及资源的节约利用。全国人大代表张文成说，在保护耕地问题上，目前地方政府落实政策不到位。很多地方政府把农村土地作为“摇钱树”，随意修改规划，扩大储备土地的面积，把土地出让金作为经营城市的资本，有的还大搞“形象工程”。
“土地财政”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热议。不少专家指出，由于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高度垄断，集体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只能通过政府征用；而地方政府征用土地的普遍做法是，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或其它投资者。去年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达5800多亿元，净收入达2100多亿元。
李志明委员说，这与单纯追求GDP的政绩观有关，一些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攀比经济发展速度的现象。全国政协委员谢俊奇建议，完善土地资源管理应多管齐下。比如，调整财税政策，健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严格规划管理，实行用途管制，控制新增用地总量，盘活存量土地，优化用地结构和布局；完善土地市场运行机制，发挥市场在配置土地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费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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