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强硬是被逼出来的”
——对话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
《环球》杂志驻日内瓦记者/杨伶
提起沙祖康，这位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新任副秘书长，公众脑海中立刻闪现的是“性格张扬”、“直率强硬”、“雷厉风行”……等诸如此类的词汇。
3月2日上午，当《环球》杂志记者如约走进沙祖康大使的办公室，再次向他即将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表示祝贺时，他笑着说：谢谢，谢谢。不过我可是任重道远啊！
采访，就从这个“任重道远”开始了。
“我算是个比较特殊的”
《环球》：沙大使，您也认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对您来说是任重道远？
沙祖康：是啊，我深感任重道远。众所周知，经济和社会问题覆盖面非常广，涉及面非常多，非常复杂，难处理。这次任命我为负责经社事务的副秘书长，中国政府提名我，我觉得是政府对我的信任和期望，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接受中国提名，正式委任我担任此职，也同样体现出他对我的期望。
我的任命宣布后，从总体来讲，联合国、国际社会、媒体，特别是日内瓦当地的使团，反映都很好，纷纷向我表示祝贺，认为潘基文的选择和中国政府的推荐是正确的。大家主动向我介绍情况，出点子，当然也提出一些要求，对此我深感鼓舞，但我更多是感到任务艰巨，责任也很重。你要问我现在心情的话，恐怕我更多的是担心，而不是高兴。
《环球》：在您之前中国已经有6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但好像只有您的任命在媒体、公众和国际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关注？
沙祖康：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我觉得我当副秘书长不是什么大事，似乎不应该闹成这样。但客观情况的确如你所说，引起了国内人民、媒体、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我发现没有哪一个中国副秘书长的任命在国际社会和国内引起这么大的重视，我也算是个比较特殊的（笑）。
《环球》：这是否与您的知名度和鲜明的外交个性有关？
沙祖康：我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当一个联合国副秘书长让大家对我如此关切，我也很不安哪。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认为，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了，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增长了，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盼、期望值提高了，我看这是根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我看任何一个中国副秘书长的任命也决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第二个原因呢，跟我个人也可能有关系吧。我的几位前任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识，经验丰富，但是性格都比较儒雅，比较温文尔雅，应该说是较好地代表了中国人的形象。而我本人呢，因为生活经历、工作经历的缘故，性格上比较张扬一些，率直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讲跟他们有所不同。大家可能是出于好奇心对我比较关注一些吧。
“我没有主动挑衅过任何人”
《环球》：那您的这种张扬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呢，或者说源自何处啊？
沙祖康：我觉得这可能主要跟我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从2001年担任大使以后，我的工作重点发生了转移，从裁军转到经济社会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日内瓦这里人权问题政治对抗非常激烈。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国际社会对我们了解不深，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中国本身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尽管我们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法制需要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这就使得人权问题比较敏感。国际上一些不友好的势力借人权做文章，年复一年提出反华提案，企图以此羞辱中国，丑化中国形象。
因此，工作性质就决定了我有时不得不做些比较强硬的甚至比较鲜明的、坚决的反应。在这个地方，台湾问题也比较敏感。全世界都知道，台湾选择世界卫生组织作为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突破口。我在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也说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是没有退让余地的。
面对敌对势力和反华势力，我觉得我也没有退让的余地，因此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就会表现得比较强硬。不过这是个打引号的“强硬”，大家认为我比较强硬，我自己认为我并不强硬，我认为我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我这个强硬是被逼出来的。
实际上，20多年的工作中，我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从没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大家都注意到，即便在我沙祖康表现所谓“强硬”的时候，我都是给逼出来的。我没有主动挑衅过任何人，都是在被挑衅的情况下，按捺不住给予必要的反击，我是在自卫，是被动的，我从来不是主动的，从来没有主动发起攻击，我是合理正当防卫。
《环球》：您的这种鲜明个性使您拥有了不少“粉丝”。有报道说，您的前任陈健副秘书长曾经向您建议赴任后要收敛一些锋芒，您对此怎么想？
沙祖康：陈健同志是我的同事，我非常尊重他。其实，任何一种风格，辩证地看，都不是完美的，都有两面性。温文儒雅，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但在有些问题上会被人看作是软弱。如果我比较张扬，比较坦直，可能有人认为我好斗，相处起来比较困难，但同时感觉到你很真诚，很坦白，很可信，很可靠，可以打交道，可以一起共事、合作。所以，任何一种性格和风格都有两面性。
其实，媒体宣传的可能主要是我的强硬一面，如何跟人斗争。作为一个中国大使来讲，也需要广交朋友，也需要进行大量的协调，和各方面打交道，这和联合国副秘书长性质是一样的。并不是说，为国家利益服务就不需要跟人协调。不，中国作为大国，根据我们的外交政策，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特别是像我这样，必须同时和大国、邻国、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我必须做大量的协调工作。我觉得在这里，各方反应以及大家对我的评价是较高的。可能是由于媒体本身的需要，他们突出报道的是我强硬的一面，实际上我在日内瓦被选为贤人小组成员，就是“function(object) { var found = false; this.each(function(value) { if (value == object) { found = true; throw $break; } }); return found; } of wisemen group”。
《环球》：贤人小组是日内瓦外交界的调解机制吗？
沙祖康：贤人小组就是碰到热点问题，在各方分歧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手段，就某一个具体分歧，经成员国推选，成立一个小组，专门协调对立双方的分歧。
一般来讲，我总是贤人小组的固定成员。一般国家之间、地区集团之间发生矛盾、难以解决的时候，都请我出来调解。我是个和事佬，可以说在日内瓦我是第一和事佬。
说沙祖康只知道斗争，不是这样的，我99%的时间都在用来谈判、协调、妥协。毫无疑问，在捍卫我们的根本利益上，我没有妥协余地，我必须强硬。每一个合格的外交官都会这样做。
《环球》：那您会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当好这个“协调大使”吗？
沙祖康：我觉得当大使和当联合国副秘书长都需要与各方打交道，与各方进行协调合作。在这方面，两项工作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回答说，我不会改变自己的风格，我不需要。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也是风格各异嘛。
当然，我愿强调一点，以前是作为双边大使为国家服务，以后做联合国雇员，就是为联合国服务。联合国顾名思义，是一个国际上最大政府间组织，联合国当然也包括中国。我觉得，为国家服务要执行国家政策，到联合国去要执行联合国政策。我觉得最大的转变就是这个，即从为国家服务转向为国际社会服务。因此，对我来说，你戴的帽子要变了，你上的山不一样了，到哪个山唱哪个歌，都要照规矩办，到联合国就得要按照联合国规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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