栩栩如生的塑料花，墨香阵阵的画桌，形状怪异的奇石，新近当选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著名美学家刘纲纪先生，把自家的客厅布置成了一个淡雅的画室。获奖那天学生献上的鲜花，被他带回家来插在花瓶里，让它们继续绽放美丽。
2007年春节前夕，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刘纲纪《美学与哲学》、《艺术哲学》、《〈周易〉美学》、《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四本书的新版和一部新著《中国书画、美术与哲学》。
刘纲纪教授在哲学、美学、中国美学史、中国书画史论和传统思想文化方面成就卓著。
1984年和1987年，他和李泽厚共同主编并由其独立撰写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和第二卷先后出版，被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傅伟勋誉为“中国美学的开山之作”。
现在，这位美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修订和续写210余万字的7卷本《中国美学史》，“我心目中的读者不但有中国读者，也有外国读者，希望能清晰地讲出中国美学的特征和贡献，有助于更多的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呷着咖啡，不停地抽烟，满头银发的刘纲纪像一个顽童一样把身体的大半部分埋在沙发里。在接受采访的三个小时里，他自由谈论着他对当下中国的各种观察，尤其是对青年人美育教育的看法。
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永远是我记忆中最瑰丽的珍宝
记者：首先，很想知道您当选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时，第一时间最想感谢谁？
刘纲纪：武汉大学授予我这个称号，对我是一种肯定和鼓励。我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首先要感谢共产党，这不是套话。我出生在贵州一个小县城的农村，如果不是解放，我不可能上北大。
我在学术研究上几十年来都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一代学者有自己的特点，后来的一些人，可能觉得我们比较保守。其实，对西方的东西，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我都研究过，自以为还是一个开放的人，并不简单否定马克思之外的思想流派。
记者：在一篇旧文《说不尽的感谢》中，您曾说：“谢谢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永远是我记忆中最瑰丽的珍宝”，他们对您成功走上治学之路具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纲纪：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所有哲学教授都到了北大。邓以蛰先生收藏了许多书画，每次去他家，他就翻箱倒柜找画给我看，夏天还招待喝汽水。他很有兴致地为我讲解每一幅画，同时也谈到中国书画史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宗白华先生当时住在未名湖旁边的健斋，晚上有路灯，也能去向他请教有关德国哲学与美学、中外美术史上的种种问题。马采先生是留日的，日本研究中国画论的学者很多，遇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就请教他。我的《“六法”初步研究》就是那时开始构思的。
谈到老友李泽厚，我对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观点高度赞赏，也从他那里得到某些启发。对他后期的观点我有不少保留，有时公开与他商榷。《中国美学史》是我执笔独立撰写而成的，但如果没有我们往日长期的友情，没有他极热情的鼓励与推动，我也不会夜以继日地以一种让人惊讶的高速度完成。但如果书写得不好，就是署了他的名也不可能得到好评，相反，很可能会受到奚落、嘲讽。
我现在还保存着在写《中国美学史》时李泽厚给我的70多封信，每封信都充满诚挚热烈的友情，文笔也相当好。如果他同意，可以公开发表。作为老朋友，我们相互帮扶，走了一段不短的人生旅程。
大师不可能像雨后春笋那样长出来，需要长期的学术积淀和一定的历史条件
记者：台湾作家李敖前些时不屑一顾地说：“大陆哪有什么文化名流啊？！”现在您也是著名的美学学者了，您怎么看当下呼唤大师的声音？
刘纲纪：所谓大师，是一种历史的评价，不能自封。大师一定要在学术上有独特和系统的贡献，在学术发展史上产生了特别重大深远的影响。大师不可能像雨后春笋那样长出来，它需要长期的学术积淀和一定的历史条件。还要看到哲学、人文科学的创新和科学技术的创新不同，需要更多、更长的时间。
中国学术文化的根基在大陆，两岸学者应携手共进，为弘扬中华文化而努力。李敖，他有他的长处，比如他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他是爱国的，他赞成统一。李敖在学术上，不见得有什么成就，他有很多言论很大胆，是政治性的见解。
记者：您导师一辈的大师们年轻时多出国留学，传统文化的根基又很深。您似乎没有经过一个常人无法规避的年轻时对传统文化的叛逆期？
刘纲纪：我年轻时在贵州属于新派人物，当时认为只有话剧、歌剧才是新艺术，京剧是封建落后的，从来不看京剧。但美术不一样，五四以后徐悲鸿等很多新派画家都是搞国画的，很多国画家也是新文化人。
要容许青年对传统文化有一个逐渐了解与接受的过程。我是到了中年以后，才觉得京剧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我样板戏唱得还不错，我知道唱歌与唱京戏的不同在哪里。
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比五四时期大，但永远取代不了中国文化，因为它有西方文化无法取代的优越性。有些青年现在崇拜西方文化，只是一时的现象。我深信广大青年会越来越多地了解中国文化的优越性。青年人现在喜欢过西方的圣诞节也不必怕。不断地过下去，就会越来越成为中国化的圣诞节，不可能与外国人的过法完全一样。
要结合当代人的生活，包含结合消费和时尚来讲美学
记者：老一辈的美学家都非常重视青年人的美育教育，朱光潜先生曾著有《谈美——给青年的十三封信》，宗白华先生在“五四”时期也针对青年的人生观和苦闷，写了一些讲美学的文章。您的77级学生回忆当年您在武大讲美学时的盛况，说礼堂都要挤破了。
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语境下，您如何看待青少年的美育教育？
刘纲纪：上世纪80年代初讲美学，青年学生反映之热烈出乎我的意料。很大的教室，讲台周围都摆满了椅子，我要走上讲台都很困难。有一天，一个同学没有找到座位，他就从别的教室搬来了三把椅子，在讲台对面的门口叠起来，坐在上面听我讲课，像是一个瞭望台。这种盛况的出现，我认为首先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上有一种从“四人帮”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激情，美学也成了反“左”、思想解放的一个方面军。
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初相比，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怎样来讲美学，并使广大群众和青年易懂爱听，再次发挥美学的作用呢？我想，首先要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密切结合起来。其次，要密切结合当代生活，包含结合消费问题以及人们关心的时尚等具体问题来讲。
现在仍然需要努力宣传马克思所说过的“劳动创造了美”的观点，使人们认识到劳动不只是个人谋生和致富的手段，它同时还是为他人、社会的幸福、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创造性的活动，因此是崇高的、美的。我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劳动者之歌”这个栏目，但感到不论从摄影或解说来看，在保持报道的纪实性的同时，还应当努力提高艺术性、感染力。
我们今天要努力发展生产，使消费和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统一起来，实现消费的充分的人性化，最大限度地避免西方消费主义所产生的各种弊端。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记者：您在《周易美学》一书中说：“《诗经》是《周易》所说的‘刚健中正之美’的最高典范”，您在评价您的故乡时也把“刚健”作为一个显著特点。当下的电视选秀节目弥漫着一股阴柔之风，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刘纲纪：这牵涉到时尚问题，时尚是一定时期的社会心态在审美的趣味、追求上的表现，也是美学应当注意研究的。
为什么有一部分男性的打扮趋向女性化，甚至出现了变性人？我想是某些男性心中有女性崇拜情结，还可能因为在西方消费社会下，如鲍德利亚所说，女性的“身体”变成了一种“最美的消费品”，做这样一种消费品会得到人们欣赏和种种好处。至于女性想把自己扮成像一个男孩子，可能与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想有关，认为女人并不弱于男人，也有可能是为了特别引人注目。
关于男性与女性的美，我认为中国的《周易》讲得很好。“乾”为阳，为男，为刚，但刚中应当有柔，纯刚而无柔就会变得粗暴、僵硬；“坤”为阴，为女，为柔，但柔中应当有刚，纯柔而无刚就会变得懦弱、委靡。男性与女性的美应当各自顺其自然本性，两种美可以相互渗透，但不应当取消各自具有的特点。
在时尚问题上，我们应当肯定、倡导健康向上的时尚，以引导教育的方法改变、抵制不健康的，甚至是腐朽的时尚。如对消费中大肆挥霍、铺张浪费、炫耀财富、穷奢极欲的现象，是应当加以抵制的。
中国要养成一种世界的文化教养，当然不是简单地与世界接轨
记者：您很早就开始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从本质上说仍然是舶来品，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强势学术话语时如何保持文化主体的自主性？
刘纲纪：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完全追随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完全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可能在当代真正建立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国学热”的出现，从中国人不再五体投地崇拜西方文化，转而重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来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果因此而走向鲁迅批判过的“国粹主义”，那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学术话语的弱势地位，我认为只是西方学术思想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学术研究本有的强势又未充分得到发挥的表现。中国要产生有世界性影响的学者、思想家，不但要学贯中西，还要学贯中、西、马，走打通中、西、马的道路。
记者：您1994年应海德堡大学东亚美术史系主任雷德侯教授之邀讲学海德堡，踏上该校黑格尔、海德格尔、迦达默尔等杰出学者曾驻足的“哲学路”，您如何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刘纲纪：我是崇拜德国哲学的，在“哲学路”上，我感到我的心灵和黑格尔、马克思是相通的。我认为中德文化有一种内在的亲和力，德国哲学和中国哲学都高度重视人的本质问题和人的尊严与价值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在英法美产生，而在德国产生，这是因为德国有特定的哲学、历史土壤、氛围和积淀。
德国人做事非常认真、珍惜时间，言必信、行必果。我回国，他们学校派车送我，我一开门，司机恰好就在那个时间到达。中国要养成一种世界的文化教养，在法治、认真工作、敬业、守时、讲信用等方面都要学习德国人和西方人，当然不是简单地与世界接轨。具体深入地研究和借鉴五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中国是很重要的，否则就难以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照片：刘纲纪先生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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