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社会]：这个教授因何被撤职？

　　这个教授因何被撤职？

　　大学因何而被“体制化”？我想，首先，在于目前对大学的管理已被体制化；其次，是学校自身的体制化；第三，是教师和学生个体的体制化。

　　撰稿／熊丙奇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近日由于与院长的“两次冲突”而被撤去系主任一职，张先生在博客中反复申明，“两次冲突”并非出于与院长的个人恩怨，而是所面临的“行政化”问题。

　　我深深理解张先生为何做这一申明，也对“行政化”问题很有同感。在当下，许多高校的教师、学生以及其他职工，实际上已被严重体制化，习惯了某种“体制化生存”。在这种生存中，利弊才是至高无上的行事标准，而是非标准已被旁置。

　　我们常常看到，每当大学中发生一件教授与校方、教授与领导或者教授之间的“冲突事件”，几乎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看热闹似地，都津津乐道于教授与学校的恩怨、教授与领导的恩怨、教授之间的恩怨。我想，这是张先生把此事公之于世所不希望看到的。那么，张先生希望大家关注大学的“行政化”问题，又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一问题已经被高校的教师和学生所熟知，甚至，他们中不少人深谙“体制化生存”之道，懂得如何趋利避害，左右逢源，而为师、为学、为人的基本准则却被抛掷一边。不是吗？稍有学术成果的教师，便努力谋求获得院系、部处的一官半职；如果一名教授同时担任处长，处长毫无疑问是最先被提起的头衔；尚在成长期的年轻教师，也慢慢学会跟对领导、得到领导赏识的技巧，课题申请以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发表论文以领导为第一作者，各种场合及时想领导所想，更是避免自己与领导作对……“行政化”问题已经深入今日大学之骨髓。

　　大学因何而被“体制化”？我想，首先在于目前对大学的管理已被体制化。譬如近几年来，提高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行政级别，显然促进了大学内的体制化意识，也强化了行政体制在校内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否与大学本身发展相背离？如果行政人员（无论是单纯从事行政管理的学校机关工作人员，还是拥有学术职称的院系领导）拥有权力过大，能决定教师的资源获取、薪酬待遇、未来发展，那么，行政力量就会成为主导学校发展的绝对力量，大学首先不追求学术发展而追求体制化政绩也就变得十分正常。

　　其次，是学校自身的体制化。在政府加强对大学体制化的同时，大学也强化了自身的体制化，在大学内，行政会议、行政决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它可以决定学术委员会的人选，可以决定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人选，也就是说，大学里所谓的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不过是行政力量管理学术的工具而已。

　　第三，是教师和学生个体的体制化。在强大的行政力量之下，要想让教师和学生不体制化也难。在大学里，很少有教授敢与学校领导唱反调，多半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不如此，饭碗将成问题），而这唯唯诺诺，恰恰是领导所期望的——这也才有张鸣先生所在学院院长会对张先生对其没有敬畏之心而很是不满。

　　近年来，不断从高校传出两类消息：一类是一些优秀教师从高校离开�熁虮桓献撸牐�有的一心从事真正的教学与科研的优秀教师无法在大学获得公正的待遇，另一类是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在大学里大行其道，高官、大款、明星大受欢迎，则进一步强化了大家的体制化意识：你只有依附于体制，顺从于体制，你才可生存。而大学的校长和院长们往往对体制化的弊端认识更深、感受最深。在“体制化生存”之中，每个人各得其所，却极少有人去思考体制本身的变化，因为其本身已经被不同程度地体制化，离开生存所赖以依附的体制，很多人可能无法生存。

　　多年来，我们一直寻求向一些发达国家学习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但是，在美国高校能行得通的办法，在国内总会变调走形。在此举一例：某高校迎来一个美国教育代表团，学校要求相关教授调课（不能调课则停课）前来听经验介绍，美国代表团看到众多教授在学生上课时间前来听报告，感到万分不解——他们所要教授的经验，正是教育第一，学生第一，切不可为了某位官员、某些活动随意耽误学生的课程。事实上，我们为了迎接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教育质量评估座谈会（或者迎接一些来访活动），学校要求教师停课（同时组织学生）来参加会议，力图会议场面红红火火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但教师和学生均很难反对。为什么？因为一旦反对了会有什么善果？大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