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钉子户”事件：看到了什么，忽略了什么

　　“钉子户”事件：看到了什么，忽略了什么

　　本报评论员　刘敏

　　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有了新进展。根据重庆九龙坡区法院的裁决，“最牛钉子户”应在昨日零点以前拆除，但期限已过，“钉子户”仍耸立原处，没有被强制拆除。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若没有刚刚出台的《物权法》将于10月1日正式“生效”的立法背景，“最牛钉子户”可能与其他许多被拆迁者或“钉子户”一样，在众人目力可及处之外，自生自灭、无声无息，不可能有如今的热度。还可以肯定的是，事件发展至此，重庆“钉子户”与开发商之间的是非曲直，已然不是“热源”之所在。人们不懈地关注，是因为在这起事件当中，寄托了更重大的意义、更深远的求索。

　　不论是“钉子户”男户主挥舞国旗，还是女户主手持宪法，这种表达方式显然很容易获得旁观者情感的激荡和道义的支持，但同时也可能遮蔽理性的审视和探问。因此，在事件有了阶段性的结果之际，我们确有必要再考量那些因“钉子户”而生的话语和表达，究竟看到了什么，又忽略了什么。

　　有不少论者认为，对“钉子户”的热烈关注，是“对公民私产保护意识的一次洗礼和启蒙”，以此开启民智，“让更多的人明白私有财产的正当性、正义性和神圣性”。

　　这种看法有其道理，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如果说“公共意识”尚需要培育和启蒙，那么对私产的保护和珍视，几乎是任何一个拥有私产者的本能意识，这亦是人类文明起源和嬗变的基础性因素。“敝帚”尚且“自珍”，何况那些远比“敝帚”珍贵的私有物事？

　　实际上，考察一下中国一百年来或者上溯得更久远的历史，对于私有财产的“正当性、正义性和神圣性”，与其说我们在失语——没有私产意识和表达能力，不如说我们在沉默——缺乏适宜的表达机会和表达资源，以及怀有的并不乐观的表达预期。因此，我们目前最需要的并非私产意识、权利意识的“洗礼和启蒙”，而是权利实践层面的基础性条件和维护正当、正义的平等对话能力。

　　在事件当中，我们既然近处看到了重庆“钉子户”，远处看到了德国磨坊、美国“钉子户”，为什么鲜有人提及那些众多通过协商、谈判、妥协而达成的“和平”的征地和安静的搬迁？德国磨坊、美国“钉子户”，乃至重庆“钉子户”(如果它最终得以存留)的标本性意义，我们固然不能否认，但标本的意义究竟只在于标本本身，自给自足于一种“孤悬”的景观或奇迹，还是在于启发和引导数量更为众多的和平征地和安静搬迁？我们认为，标本的意义更在于后者，就像树立战争纪念碑不是要鼓动人们前赴后继地投入战场，而是启示人们要珍视和平、“化剑为犁”。

　　不管重庆这对夫妇的孤岛房屋的最后命运如何，在它所引起的一连串波澜和曲折中，我们可以看到，《物权法》之于私产保护的重大基础性意义，及其所蕴涵的时代价值，已然在10月1日法律正式生效之前，如此激荡人心。

　　当然，如果我们更多地把重庆“钉子户”事件作为一种物权时代的权利实践和预演加以审视，而不仅是作为一种象征的符号、一个孤立的标本，那么，我们的物权之路路漫漫、其修远，还要做许多的努力。但是，本次物权法律背景与“钉子户”内容的“恰好”结合，仍然让我们对公民个体博弈能力的增强和财产命运的可预期性，有了更多、更美好的畅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