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旧城里，他们是蝴蝶

　　一男一女，都是在四十岁出头时来到中国。他们分别出生于最有名的国际大都市——巴黎和纽约。男的在1920年东行，女的在1974年西行。他们分别留下了有关中国的文本：《在中国屏风上》和《中国旅行计划》。前部是纪实，后部是虚构。

前部是游历之后，对于即兴素材的整理；后部是游历之前，对于异地空间的想像。然而有趣的是，在他们的文本中，有惊人的雷同纪录，“传教士，外国军事顾问。戈壁滩上的皮货商们。”（《中国旅行计划》）这些是他们在中国最容易识别出来的人群，这些人通过宗教、战争和贸易把中国的旧城打开，他们来到中国，中国便以不天然的方式走向了世界。

　　苏珊·桑塔格是不可能不写皮货商人的，他的父亲就是在中国进行皮货交易的外国商人，在苏珊六岁的时候，因肺结核死在了中国。“我从未去过中国，我一直希望到中国去。一直。”苏珊拥有的父亲的遗物中有一些照片，这些照片都是在她出生前拍摄的，照片上的父亲“在人力车里、骆驼背上、小船甲板上、紫禁城围墙前。单人照。与他的情妇的合影。与母亲的合影。与两位合伙人的合影。”这样对中国的想像，对父亲的想像使年幼的苏珊在自己家的后院里挖了一个洞，她想挖通去中国的路，从地球的另一端蹿出，用头顶地撑起身体，或者用手倒立行走。萨默塞特·毛姆也是那么渴望旅行的人，1920年，在他出版了《月亮和六便士》之后，他和他的同志伴侣一起来到了中国，他记得自己在中国一条江上的敞篷小船里睡过一夜，在灿烂的星光下睡得挺舒服。在他的中国见闻里最早出现的也是载着沉重货物的驼队和“戈壁滩上的皮货商”。这些皮货商将皮毛运入北京的市场，而其中毛姆速写下来的商人首领身上穿着“黑色的丝绸上衣，黑色的丝绸裤子，裤脚塞在头部高高翘起的长统皮靴中。”这是苏珊的父亲吗？是这位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知”、大西洋西侧最重要的当代女知识分子的父亲吗？她的渴望在他的书里出现，仿佛那期期艾艾的却是英国“二流作家中排在前面一个”的毛姆突然战胜了口吃，绘声绘色地给病中的苏珊讲他的中国见闻，他说的八卦细节让苏珊接触到了自己的父亲。他和她的父亲一样，身体最脆弱的部分就是肺部。然而虚弱的呼吸却让听者感到了强烈的共鸣。

　　隔了半个世纪，两个人挑出来叙述的竟是雷同的影像，五十年保持不变。在中国屏风上，他俩选择了相似的元素去描绘，然而有差距，和我们在中国作家的书籍上认识的那两个年代的中国影像有差距。很少的中国作家会重点去写“传教士，外国军事顾问。戈壁滩上的皮货商们。”他们的笔下最重要的角色还是中国人，“农民，市民。上海滩上的大亨们。”乡土中国是1920年的重头戏，红色中国是1974年的关键词。每个人都在用各种方式努力接近他心目中的国度，他心中的那个地方一定只属于他自己。必然不同，碰巧相同。然而却是奇妙的过程。有作者的梦，也有读者被激发的梦，这些梦覆盖住了经过的时间和空间，是焉非焉，让人永远处于梦蝶庄周的迷幻中。一个计划，一架屏风，这一对异国蝴蝶的显示和遮蔽，让我想起苏珊·桑塔格《恩主》的开篇：我梦故我在！多么令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