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藉由伟大的写作、报道、图片等等构成的平面媒体还是人们所需要的，因为人们需要可信赖的指引。———斯登格尔
这个自称“激进、又不是那么激进”的《时代》周刊新任主编，将给陷入困境的《时代》带来什么有冲击力的变化？对所有平面媒体有借鉴意义吗？
《时代》的时代过去了吗？
斯登格尔脱掉外套，捋起衣袖，似乎准备要开始一场政治演说。
他高大、英俊，但是脸色稍显苍白。这位《时代》周刊的新任主编面带浅笑，他的对面坐着满满一屋子、100名前任编辑、出版人和摄影师，他们曾见证过《时代》令人尊敬的过去。他们大多满头白发，许多头发都已经掉了，有一些人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还有一些人听力不太好。
这些《时代》的元老们来这里，是要听听这位上任仅8个月、年仅51岁的新领导人的演讲，听听他将会带领这个拥有84年辉煌历史的周刊走向一条怎样的崭新道路。
“关于《时代》持续发展这一终极目标的伟大问题，”他在演讲台上宣称，“我们将来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尽量精挑细选，努力做到最好。我相信《时代》过去一直是这样的，我也相信这样做是使《时代》继续伟大的办法。”
这时，坐在黑暗角落里一位前任广告主管举手发言：“难道《时代》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吗？”
屋子里变得安静下来。“你是来自这个社会的人吗？”斯登格尔问道。他的这一问，让紧张的听众发出了一阵笑声。
“它80年前就成立了！”这名前广告主管说。接下来，人们知道他还想说什么：“但现在，世界已经很不同了。”
停顿了很长时间，斯登格尔才开口回答这位广告人的疑问。“《生活》周刊即使在停止出版20年后，它在美国人的心中仍然是最受尊敬和认可的品牌，”斯登格尔争辩道，“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力量和价值。我认为我们可以站在我们品牌力量的肩膀上，帮助它在今天仍然能够成为美国人必不可少的一个读物。”
但这是一个让人感到难受的参照，斯登格尔忘了，《生活》恰恰代表着史诗般伟大杂志的“灭亡”，它证明即使是最伟大的品牌，也会倒下。
《时代》最好的时代
斯登格尔成为这个“最聪明的团队”中的一员，但后来因为和上级的关系不好而出走
上了这把年纪，斯登格尔再次坐到《时代》主编这个位置上，这让他感慨万千。
《时代》诞生在“时代与生命大楼”的24楼，和它一起成长的还有一批在媒体行业中成绩卓著的精英们。沃尔特·伊亚克森和吉姆·凯利是《时代》的前任主编；格雷登·卡特最终执掌《名利场》；科特·安德森后来做过一段时间《纽约》杂志老总（现在他为这本杂志写一个专栏）；莫林·窦德和弗兰克·里奇成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时代》仍然是美国媒界的“王宫”；但对于读者来说，《时代》则意味着“永不改变”：乐观、中庸、值得信赖。
1982年，当吉姆·凯利去堪萨斯州一个小城执行一次报道任务时，他发现《时代》的号召力实在是太大了，许多人拿着杂志来找他签名。凯利说：“我感觉自己像半个神一样。”
是凯利把斯登格尔领进了《时代》的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两人一起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师从于令人尊敬的《纽约人》杂志作家约翰·麦克菲。80年代初，斯登格尔刚来时，当时《时代》的新闻报道体系和创始人亨利·卢斯40年代建立起来的还是一个样：总共有大约40位作者，在全世界近30个办公署有将近100名通讯记者，他们把报道存好档后放到一个新闻桌上，分发给作者，然后由作者们把这些通讯稿编辑成文章。他们会在电动打字机上一直工作到深夜，吃便当，周六凌晨才干完。他们就是这样，工作和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在时代公司这个富有的“伊甸园”中，他们的经费很少。
在每周休息的时间里，凯利、斯登格尔和伊亚克森会一起“逃”出去玩，伊亚克森在塞格港旁边租了一个带走廊的平房，别号“鼠屋”，因为房子的主人收集了许多老鼠小雕像。每个周末，这些媒体的明日之星，比如《时代》的米奇科·卡古塔尼和阿利桑德拉·斯坦利、《纽约》前专栏作家和电视剧作家劳伦斯·欧唐奈尔，还有《新闻周刊》的伊凡·托马斯，他们会经常聚在一起。
“《时代》里的每个人都很聪明，我们度过了一段辉煌的时光，”格雷登·卡特说，“我们经常喝醉。除了在工作中，我们没有多少成年人的责任，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卡特现在还会和当年许多《时代》的同事们每年来一次餐聚。
伊亚克森是这帮人的头儿，每个人当时都认为他有一天将会领导《时代》。伊亚克森最终也如愿以偿成了《时代》主编，他让凯利做他的副手。但是，伊亚克森与斯登格尔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俩都在牛津大学做过“罗氏奖学金研究生”，都喜爱历史和政治，还都痴迷于美国国父。多年来，伊亚克森一直是斯登格尔的导师。
斯登格尔和凯利的关系也很密切，直到2001年凯利接替伊亚克森成为《时代》主编，在关于“国家”这个享有盛誉的栏目的内容设置上，二人关系出现了紧张。在幕后，当时时代公司的总编约翰·休伊认为斯登格尔应该升上来，并鼓励他去争取主编这个位置。但是凯利拒绝让位给斯登格尔，据内部消息透露，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斯登格尔管理组织能力不够。在拖延并寻找了一段时间后，凯利最终还是让步了，但他还是严格控制斯登格尔的工作，这让斯登格尔很恼火。当有一个编辑问他是怎样和作为他老板的凯利交往时，斯登格尔这样回答：“我和他已经不是朋友了。”
过去25年里，斯登格尔由于各种原因多次离开《时代》，其中一次是他代笔为尼尔森·曼德拉写自传，另一次是为比尔·布拉德利做演讲稿撰稿人。2004年2月的那次离开，看起来可能是很好的选择。斯登格尔说他想去“追寻些什么”，而在《时代》他找不到这样一条清晰的路。
斯登格尔辞职没有告知剀利，而是越过两级直接给编辑行政主管普里斯西拉·彭顿打了报告。他打好自己的行李包，去了费城，在那里，他成了“国家宪法中心”的总裁，这是一个非营利性博物馆，致力于研究美国宪法，在这里，他还邀请伊亚克森加入到他的董事会。
《时代》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时代公司主编约翰·休伊要解放《时代》，在一番搜寻之后，他选择了不那么激进的斯登格尔
约翰·休伊并不是《时代》“俱乐部”的成员，他曾经做过海军指挥官（他与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森合写了自传），来自亚特兰大，一个轻率、诙谐的人，他还因扮演过波旁王朝里的詹姆斯·布朗而为人熟知。上世纪90年代，他成功竞选时代公司总编，成为公司的最高领导人。2001年，他把《体育画报》和《娱乐周刊》的编辑淘汰，这一举动因为动摇了老卢斯的传统而受到赞誉。“9·11”之后，被休伊长期压制的一个编辑曾提出把布什放到《时代》的封面上，但遭到休伊的拒绝。
“他是个平静的破坏者。”休伊的朋友豪威尔·雷因斯说，但是“他比我思维敏捷”。
休伊最想动摇的就是《时代》。尽管他已经是公司的主编，在职能上掌管《时代》，但实际上，《时代》还是由他的老板———诺尔曼·皮尔斯坦控制。2005年秋天，皮尔斯坦退休，休伊准备接替他的位置时，他曾经对他的一个同事说：“我要解放《时代》，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他最终有机会把他的思想刻在这份杂志上。
而《时代》当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的商业环境。整个行业都呈下降态势，时代公司也是如此，公司23%的广告收入被网络抢占了。裁员成了每年度最伤感的仪式。休伊的老板、公司总裁安·摩尔因为缩减开支而面临巨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利润增长，《时代》被出售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一个知情人说，休伊每天都在想《时代》可能被卖掉的事。
休伊让吉姆·剀利来发动这场改革，他告诉剀利，他要雇一个新主编来运作《时代》，但他完全漠视剀利向他推荐的人选，并干脆地告诉他要从公司外面聘请。
休伊开始想把这份工作交给丹尼尔·奥克伦特，他是上世纪90年代《生活》周刊的编辑，还是《纽约时报》的第一个发行编辑，现在则是一位很受欢迎的历史学家。58岁的奥克伦特满头银发，和蔼可亲，他对时代公司的内部发展看得深刻，眼光锐利。他和休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关系密切，那时候休伊还在《财富》杂志工作。但奥克伦特不同意休伊向他开出的限制条件，那就是在一年任期内，他们要试图永久替代剀利。奥克伦特拒绝了休伊，因为他不想打断自己懒散的作家生活，包括每年5个月在海角的度假。但他同意担任休伊的短期顾问工作，并帮助休伊找一个新主编。
直到2006年3月，休伊终于找到了他的新任主编斯登格尔。两人都没有对凯利说什么，凯利还是通过其他渠道打听到了这个消息。当新主编人选最终敲定后，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句：“他不是个混蛋。”
休伊没有选择一个“放火者”，在一番煞费周折的搜寻之后，他找到的不是一个有改革想法的、大胆的外来人，而是一个虔诚的、曾经是《时代》内部的人。正如斯登格尔自己所说：“我激进，但不是那么激进。”
斯登格尔的《时代》
它不应是当年那个只给人们提供新闻的小手册，它要提供的是知识和权威
新官上任的斯登格尔面临来自许多层面的考验。虽然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工作了，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还在学习怎么做好这份工作。
今年1月，《时代》在iPhone（可通过网络进行语音和视频通讯的一种软件）上刊登了一篇专题文章，内容是作家雷弗·格罗斯曼披露苹果公司总裁史蒂夫·乔布斯秘密进入某种产品市场，还暗示苹果公司在回溯购股权问题上“有一些问题需要解释”。这篇文章在网络上甫一出现，乔布斯就打电话跟斯登格尔抱怨（苹果公司是《时代》的主要广告客户，而且，乔布斯是休伊的好友）。斯登格尔迅速从网络上删掉了冒犯对方的文字，随后，他把格罗斯曼叫到办公室，让他在印刷版上重写这一部分。格罗斯曼被激怒了。
“整个事情，我在两边都处理得不好。”斯登格尔事后说，他解释这次问题是由于沟通不足导致的。“我想我有错，我和史蒂夫有很好的沟通，但没有告诉作者，这是我的疏忽。”他同时争辩说，文章中回溯购股权的那一部分没有删除，只是放到了杂志的一个边栏里。但是，斯登格尔还是勉强承认，这是杂志新闻业一个灰色的时刻。
斯登格尔还因选择“你”作为《时代》的年度人物受到批评，那期的封面上，斯登格尔用了一个新奇的镜子来描述。他还在CNN喜剧中心的“每日秀”上宣传他的这一想法，但受到多方嘲弄。
但斯登格尔认为这样做对杂志有好处。“我喜欢看到自己在‘每日秀’上，”他说，“我觉得那很好。不管怎样，《时代》长时间以来都没有受到这么多的关注，而现在的情况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不是吗？答案是肯定的。”
改革的难题还在于，改变传统模式和规则，有导致《时代》疏远大量读者群的危险。但是，传统媒体已经失掉了大量读者，过去20年来，随着社会、政治和人口的变化，人已经慢慢被分化、分裂开来。大众媒体如《时代》，在这种环境下前途已经变得黯淡，因为广告客户已经随着年轻读者转入到“利基市场”（细分、小众、专业化的市场）。《时代》的评论家詹姆斯·波尼沃兹克2003年在一篇题为《“主流”已经流干了吗？》的文章中就宣称过“大众媒体时代的终结”。
在斯登格尔和休伊经过4次会谈之后，他们对剀利领导下的《时代》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步伐而失望不已，特别是时代网站与其他网上新闻的竞争以完败告终。斯登格尔拟出了一份7页长的备忘录，上面写道：“在这个丰富的媒体森林里，在这个百家争鸣、繁荣的现代媒体时代里，有必要树立起出版物的一个标志……它不是卢斯当年成立的地方，那只是一本给人们提供新闻的小手册，其他所有一切信息都是未经消化和整理的。”他随后列举了《时代》应该和其他媒体不同的地方：知识（其他媒体提供的是信息）、清晰（其他媒体提供的信息是混乱的）、权威（其他媒体只提供观点）。
很少有人，也许甚至连斯登格尔自己也看不到《时代》未来的发展将会怎样。在最近的一轮裁员中，很大一部分《时代》的老报道模式被瓦解掉了。今天，在24楼的西南角，在一排显示着不同时区的时间钟下面，曾经用来24小时接收来自世界各地新闻的办公桌还在，但是物是人非，一切都变了。许多办公署，洛杉矶的、芝加哥的、巴黎的，要不是消失了，要不就缩小了。
“当一块粪便砸在风扇上，奥兰多被冲毁了，或者一架飞机撞上了一座建筑物，《时代》总是能够捕捉到，站出来，做出很了不起的工作，”一个《时代》员工说，“那些时候才是真正被人津津乐道的。斯登格尔还想做些什么？他还没有接受过那种考验。”（本版文字 周佩）
斯登格尔当选《时代》年度人物
《时代》之变
《时代》杂志的销售日提前到每周五。《时代》原来标定的出版日期是星期一，但是很多订户说，他们习惯于周末才读杂志，如果杂志早到，就先放到一边。正是基于读者的变化，《时代》才与时俱进。
斯登格尔说，出版日期的变化，不是简单地改变了流程表。新闻操作上，原来是更多地解释上一周发生了什么，现在，《时代》要提供展望和前瞻。他说，很多媒体提供资讯，《时代》则要提供知识和意义。
新《时代》增加了很多新的栏目，比如历史、法律以及“个人的力量”（POWEROFONE）等等。有的是一种倾向，比如增加了“GOINGGREEN”这样的部分，加强对环保的报道。
人物索引
理查德·斯登格尔，《时代》新任主编沃尔特·伊亚克森，《时代》前任主编，当时凯利是他的助手吉姆·凯利，《时代》前主编，后来与斯登格尔产生矛盾约翰·休伊，时代公司总编，任命斯登格尔为《时代》新主编亨利·卢斯，《时代》周刊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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