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后直把厦门当老家

　　新闻回放

　　去年冬天，杨昌荣在建筑工地工作时，从上面掉落的重物砸中他的头部，从一米多高的架子上摔落，头部重伤，当场昏迷不醒。手术后，身体恢复了，智力只相当于五六岁的幼儿。

　　在哥哥和舅舅（撑伞者）的陪护下，杨昌荣在厦艰难维权。

　　本报讯（记者刘蓉）昨天上午，杨昌龙与舅舅带着弟弟杨昌荣到晚报热线。清醒的杨昌荣，穿了双黄色的新皮鞋，哥哥说，是护士给钱买的。杨昌荣额头两边都凹进去了，要半年后再做一次手术。他摸摸额头凹进去的两边，还敲了敲，扭头说，“里面都是空家伙。”

　　他看着天花板，说自己是从贵州凯里市的大十字街走过来的，他把厦门的湖滨南路当成了家乡凯里市的大十字街。

　　三人缩在医院角落打地铺

　　舅舅在贵州老家东拼西凑，借了8700元，钱很快就花完了，赔偿的钱还没要到，舅舅只能和两个侄子一起窝在医院的角落。每天天一亮，趁护士还没上班他们就走了。晚上，等到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再偷偷窝回走廊角落睡觉。大哥杨昌龙说，“弟弟已经出院了，还天天窝在医院，不好意思，偷偷躲在角落就可以了。”

　　杨昌荣小便失禁，每晚都会把垫被尿湿，白天出门时，铺盖就放在走廊尽头卫生间的窗台上晾着。晚上，三个人一起缩在医院病房走廊的角落打地铺，盖一张床单。

　　总想一小时走回鸭塘镇

　　只有幼儿智力的杨昌荣分不清自己身在哪里，老闹着要回家，他说，“怎么还不回家，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搞头啊？”他把厦门当作贵州的凯里市，一会又说是广州。他一口咬定厦门中山医院是贵州凯里市418医院改名来的。

　　从凯里市走路到鸭塘镇的家里，只要一个小时，他认为，从厦门走路到鸭塘镇也就一个小时。白天，杨昌荣在前面走，大哥与舅舅在后面跟。要是不走，杨昌荣就喊，“我要回家去。家里有小孩，要买点东西看他们去。”他不分路线，没有目的，更分不了白天与黑夜，只要一想到，起身就走。白天走累了，他在晚上才能倒头就睡。

　　上个厕所又丢一次

　　21日，杨昌荣又丢了一次。大哥说，21日上午10点左右，三个人在白鹭洲公园休息。杨昌荣向舅舅要两毛钱去公共厕所。舅舅与大哥背对着厕所门站着，没想到杨昌荣出来没喊他们，自己走了。大哥、舅舅等了很久不见他出来，跑进厕所才发现，他又没了。

　　两个人分工找了两天，大哥负责在公园周围找，舅舅则负责在火车站、轮渡等地找。过了两天，下午5点左右，找累了的大哥，在弟弟走丢的公共厕所门外的绿地上休息。突然，杨昌荣就从他身后冒了出来，埋怨哥哥，“我找不到你们。”哥哥又惊又喜，问他怎么回来的。杨昌荣说，饿了，就回来了。

　　昨天上午，在一旁听着亲人说话的杨昌荣，突然用手指蹭了蹭本报热线办公室的茶几，自问自答，“这是什么树？椿树。”他抬起脸，很认真地说，这个时候，家里街市上到处都在卖椿子。记者问他，怎么判断出来是椿树？他很肯定，“认得出来，因为太光滑了。”旁边的舅舅哭笑不得，告诉他不是只有椿树才光滑的。他没回应舅舅，只是用手再蹭了蹭沙发上的扶手，再用嘴吹吹蹭过的地方。

　　工伤鉴定要等3个月

　　哥哥说，弟弟住院的治疗费用至今没有结算。他们找不到工地负责人，打电话给负责人，负责人叫他们去起诉，说只要他们起诉成功就给他们赔偿。舅舅已经向劳动局申请了工伤鉴定，但是要等3个月。现在，大哥和舅舅两个人专门看着他，没法走开，更没法打工赚钱，生活费不知道要去哪里凑。

　　哥哥说，“我们不贪钱，只要老板按照工伤赔款就行了，国家规定赔多少就多少。”他说原来老板答应5万，但是弟弟第二次手术都还没做，5万怎么够以后的生活？刚说到这，舅舅催促他们赶紧回医院，“下雨了，被子还在窗台上晾着，湿了晚上就没东西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