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校园美景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于近日公开声明拒绝招收研究生。此事起因于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规定,导师自2007年起招收研究生,要向校方交纳助研经费,具体数额按招收人数计算。而包教授无力交纳并深表不满,遂有拒招之举。(3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浙江大学规定,导师交纳助研经费的标准根据不同学科而有所区别,但招每名硕士每年至少要交300元,招每名博士每年至少要交1200元,而且导师在招生前须一次性交清研究生在读年限内的全部助研经费。按照每位导师平均每年招收2名博士和3名硕士的通常情况来计算,则每年至少要交9900元。
如此现代的校园的确需要巨大资金投入
学生抱怨上不起大学早有耳闻,教授表态教不起研究生倒是头一回。正是这近万元的助研经费令包伟民教授不得不关门收山。包教授在《告考生》的声明中言辞恳切:“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包教授的行为不难理解,象牙塔内的不同学科“贫富分化”严重,早已是周知的事实。即使是名牌大学教授,但身处文史哲等学科,也难以负担每年近万元的助研经费,“拒招”实在是穷教授的无奈选择。
其实,浙大征收助研经费的初衷也有好的一面。研究生扩招数年来,培养经费一直由国家负担。不少导师慷国家之慨,招生数量迅速膨胀。某些导师门下甚至有数十位研究生,教学质量无从保证。因此,向导师收“人头税”本意是通过运用价格机制,使导师招生宁缺毋滥。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类似封建社会“人头税”的助研费,也必然会使大学的功利色彩更加浓厚。如今,在许多应用学科,大学导师素有“老板”之名。无偿使用研究生的劳动为自己获利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浙大开征研究生“人头税”,那么无疑将会进一步强化导师与学生间的雇佣关系。到那时,导师将不会再以传道授业为己任,既然已经为学生付了钱,当然更要努力剥削学生,收回成本。那样的话,招研究生与工厂招工就没什么区别了。
如果学校、导师都钻到钱眼里,大学教育的质量会怎样,就不难想见。而基础学科的导师因囊中羞涩,很可能就要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长此以往,基础学科的发展难免陷入绝境。(徐可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