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不确定性是战争的基本特征之一。当前的世界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因此，研究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对于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旁征博引，说古道今，把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这个理论问题讲得妙趣横生又不失深刻，读来颇受启发。

　　上帝掷不掷骰子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争论，是一个延续了300多年的故事。自牛顿1687年发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决定论的思想就在科学领域占有主导地位。18世纪的大科学家拉普拉斯说：“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未来一如过去，都呈现在我的眼前。”19世纪波尔兹曼创立了统计力学，对决定论提出挑战，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最终悲剧性地走上了殉道之路。20世纪量子力学的创立，尤其是“测不准原理”的出现，进一步冲击了决定论。主张决定论的爱因斯坦为此同量子力学的领军人物玻尔争论了一生。爱因斯坦的名言是：“上帝不掷骰子。”玻尔则说：“你不要叫上帝怎么做。”美国散文作家爱默生调侃：“上帝的骰子是灌了铅的。”当代物理学大师霍金也掺和进来说：“上帝不仅掷骰子，有时还不知把骰子扔到哪里去了。”

　　由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争论，是世界观性质的争论，因此，在数学、天文学、生物学、经济学等领域，也广泛存在着。1931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证明了数学的不确定性。“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推翻了主张决定论的“希尔伯特纲领”。近年在数论、图论、组合数学等领域，也发现了数学不少的不确定性。美国数学思想家克莱因1980年出版《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1996年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出版《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一书，也反对牛顿的决定论和时间可逆性。看来，目前需要关注的已非不确定性的有无，而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了。

　　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

　　军事理论历来受决定论的影响很小。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强调战争的不确定性。毛泽东说：“战争现象较之任何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定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克劳塞维茨则说：“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由于高新战略武器的发展，战争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并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其表现大致包括随机、模糊、混沌、突变、熵增等五种。

　　随机指事件本身都是确定的，而事件是否发生则是不确定的。如骰子的六个点都是确定的，但掷出后朝上的点是不确定的。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投掷第二颗原子弹，因首选目标小仓上空被云遮盖，其他几个预选目标中只有山城长崎的云层有一缝隙，结果毁灭就降临在长崎。两千多年前秦伯“济河焚舟”、项羽“破釜沉舟”后，或置于死地而后生，或全军覆没，两种结局是确定的，而究竟是何结局，事先则是不确定的，即随机的。此种战例，中外颇多。

　　模糊指事件本身是不确定的，但事件发生是确定的。例如：在一个连队中挑选一个大高个、红脸膛的战士，多高、多红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但肯定可以找出一个来，则是确定的。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在五百多公里的长江北岸，于4月20日夜同时强渡，究竟哪一路先过江，多长时间，损失多大，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但肯定能渡过则是确定性的。当前有的国家，对某些军事斗争或国际关系有意采用模糊战略，实质还是为了便于威慑或牵制对方。

　　混沌《孙子兵法》用“浑浑沌沌”表示战争的无序性。《淮南子》中称“浑沌为朴”。朴，本也。现代混沌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中期。协同学创始人哈肯说：“混沌是确定性方程的不确定解”。著名的“三体问题”就可以用确定性方程表述（即方程中没有随机项），但存在不确定的解。例如一个小星体与两个大星体在引力作用下的运动，当小星体运动到两个大星体对它的引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位置时，其运动就是不确定的。在未来的空天战中，最基本的系统是由攻击性、目标体和发射体构成的三体运动，其攻击过程也存在混沌解，具有不确定性。一切星体的运动轨道都存在不确定性的摄动。多体运动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其实，地面战的“打乱仗”也是混沌的。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大军90万攻晋，兵至淝水，晋军八万在东岸迎敌。晋军要求秦军稍退，让出一片战场决战。苻坚欲乘晋军半渡而歼，于是指令秦军稍退。此时晋军大呼秦军战败，使秦军大乱，一片混沌，相互践踏，死伤不计其数。晋军乘机追杀，大获全胜。从现代混沌理论分析，战争系统均属高维的超混沌系统，异常复杂。

　　突变是事物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飞跃。恩格斯说“自然界自身完全由飞跃组成”。兵法则强调“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战争中的突变是司空见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德国以150万大军突然进攻波兰。不到半月，波兰政府便流亡伦敦。原苏联集团突然解体，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也都是很难预测的突发事件。随着战略进攻性武器的发展和恐怖主义的泛滥，战争的不确定性突变将日益严重。1968年法国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托姆创立了“突变论”，研究突变现象的数学机理，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战争突变论”将是更加深奥而现实的战争理论。

　　熵增熵（广义熵）是事物无序性的度量，信息是事物有序性的度量。信息是负熵。由于信息化战争的兴起，熵增成了战争中的重要因素。在伊拉克和科索沃战争中，美军都是首先实施电子干扰和信息摧毁，使对方的雷达迷盲、通讯失灵、指挥混乱。这就是熵增。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对派武装，开展游击战，实施恐怖袭击，也是为了制造混乱，使整个国家甚至地区发生熵增。熵增是当前战争不确定性的新特点。

　　信息是减少不确定性的关键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相互依存、相互蕴含、相互转化的两个方面。从此一角度论，战争的实质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充满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相互转化。长征在战略上由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长征开始仅仅是被动的战略转移，后来转化为主动的北上抗日，进而确定了陕北根据地为战略立足点。长征在战术上则由确定性转化为不确定性。开始时是“阵地战”、“堡垒对堡垒”，遵义会议后转变为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35年三万红军在川滇黔50天内四渡赤水，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摆脱了40万敌军的围堵。“四渡赤水”事件并无确定性方案，而是敌我相互运动的结果，是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杰作。“四渡”是重复，是确定性的，但又是高度的不确定性，如同掷骰子连续掷出同一个点。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在山西平定县同一地点连续两次设伏，日军两次中计。重叠设伏与四渡赤水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赤壁之战”1300年后，在法国的加莱海面，英国海军用6艘火船顺风击溃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楚汉“成皋之战”1800年后，努尔哈赤在辽宁抚顺同样击败明军于半渡之时，这都是战争不确定性中的相似性。

　　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说：“信息是不确定性的减少”。在战争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转化过程中，信息是决定的因素。日军偷袭珍珠港前两个小时，美军少校克雷默侦破了日本的一份电报，该报指示日驻美大使“向美政府递交照会的时间应在华盛顿下午1时。”克雷默画了一张时差图，发现华盛顿下午1时，菲律宾是午夜，巴拿马是中午，唯独珍珠港是黎明。于是立即将珍珠港可能遭袭击的预测报告给上级。但上级并未理会。当雷达发现大批飞机向珍珠港飞来时，值班军官还认为是从美国西海岸飞来的本国机群。信息分析和处理的一错再错，使太平洋舰队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打击。与此相反，美军由于对信息的获取及时和分析正确，则一举击落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未来战争中，洲际弹道导弹与导弹防御系统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斗争。防御方利用预警卫星和预警雷达，探测洲际导弹的发射参数，通过计算机确定其轨道，然后发射拦截导弹摧毁。攻击方则尽量通过多弹头分导和弹头末端机动，甚至动力飞行段变轨等措施，增加攻击过程的不确定性，规避拦截。如果采取陆基机动发射、潜基机动发射、母舱发射诱饵弹头干扰拦截等措施，则可进一步提高攻击的不确定性。近年，随着核武扩散势头的加剧，有核国家“擦枪走火”、核恐怖袭击、“以核制核”突击等严重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也在明显增加。可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是何等的重要！